張之綱致高云麓信札 作者供圖
張之綱（1867—1939），字文伯，號君輔，晚號謝村老平易近，浙江永嘉人。張之綱年少因父赴漢陰府任職而至湖北，暫居武昌。光緒十二年（1886）秋，因鄉試自武昌返里，聽聞瑞安孫衣言學問廣博，為一代經學巨匠，遂往肄業。又與孫衣言之子、有名學者孫詒讓相友善，來往親密，配合切磋周秦以上古文。兩人旦夕研論，揚長避短，各有所長。生平精研文學，暮年耽于金石之學。居住上海時代，更專研鐘鼎古字，曾有詩自況云：“箋金功亦似鐫金，冥索窮搜到愜心。”
張之綱平生著作豐富，但正式出書者，僅有《毛公鼎斠釋》一書。此書為1934年鉛活字印本，乃上海中華書局以聚珍仿宋版精印，開本碩年夜，裝幀精雅。扉頁有篆書題簽及篆書牌記“甲戌秋七月刊于滬上”，題簽者署為“古杭王禔”，即西泠印社開創人之一，晚世杰出的書法家、篆刻家，尤以篆隸名世的王禔（號福庵，1880—1960）。
註釋之前有庚午年（1930）張之綱自序，回想了自毛公鼎出土以來，對鼎上文字的各家考據過程，概論各家得掉，頗見功力。至于他本身在金石文字研討中為什么特殊鐘愛毛公鼎，自序開篇即已明言，稱：
世之論金文最緐博者，莫不曰曶鼎也，二盂鼎也，毛公鼎也，散氏盤也，與夫后出之年夜克鼎是已（齊侯鎛鐘，宋人傳摹僅存，故非論)。余綜其年夜凡，曶鼎散盤事皆爭田質成，義無足取；盂克雖亦錫命之辭，然視毛公鼎體系體例之典重，辭義之忠誠淵懿，諸器詎復能及？小樹屋固不弟文之緐博，足憙也。
應該說，張之綱對毛公鼎的鐘愛，在上述百余字序文中，便已表示得很是明教學白了。毛公鼎為西周宣王時代器物，清道光年間于陜西岐山出土的古鼎重器。鼎內刻有32行銘文，合計497字，為皇皇鉅制，是迄今所見先秦青銅器中字數最多的一件，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書法奇逸飛動，景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體方長，較散氏盤稍端整。有名書法家李瑞清題跋鼎文拓片時，亦為之由衷贊嘆曰：“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顯然，研討毛公鼎所鐫古文字，也是張之綱最為重視，頗為自家教得的任務。為此，他起首將這部門研討結果付諸出書，《毛公鼎斠釋》也因之成為其出書的第一本著作；又因不久之后即去世，此書也成為其生前出書的獨一一部著作。
張之綱在自序之后，有一段補記，追想曾暫寓北京，奮發鉆研金石之學的情況。文曰：
是稿為拙著《舞蹈教室栔亭金文斠釋》之一，久置篋中，比作滬游，親舊偶見及之，鼓動排印，意良渥也。回想宣南屬稿時，暑雨連旬，老樹荒庭，屋漏盡濕。亡室朱躬率婢媼，日夜數移易帷帳幾案，泰然自若。曾幾何時，遺掛在壁，撫今追昔，謂能契于懷與？
這一段追想文字，描寫的應該是張之綱在京為官時代從事研討的情況，其埋頭為學、甘于貧寒的生涯神態，栩栩如生。據查，文中提到的《栔亭金文斠釋》，存初稿八卷，現存于上海藏書樓，若能所有的收拾出書，應有相當學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毛公鼎斠釋》固然出書于1934年，但其脫稿時光應聚會場地該可以追溯至1930年之前，即張之綱寓京遷滬之前。此稿“久置篋中”，“比作滬游”時，才因友人“鼓動排印”，交支出版。對于此稿出書，張之綱自己也相當穩重；早先發明的一通張之綱致高云麓信札，就提到“刻擬印先祖詩稿及拙著，我兄有印刷店熟人否，以能仿宋為佳”如此，可見張對印制本身的著作是有必定請求與預期的。
終極，選擇上海中華書局以聚珍仿宋版付印，不只是從裝幀高雅、字體雅觀斟酌，也是因書稿中有大批異體字、古體字及金文改寫字，還必得經由過程新刻字模來處理，這方面的技巧前提，那時的中華書局也無疑是最為成熟的。
昔時，異樣存在這些技巧困難的學術著作，且校正次數頗多的如王國維代表作《不雅堂集林》，就恰是由中華書局于1921年至1923年間承印的。那一部計達20卷分裝為6冊的《不雅堂集林》，也不外只花了兩年時光即印制終了。而薄薄的一冊《毛公鼎斠釋》，從張之綱為書稿作序的1930年，直至1934年秋，印制竟用了整整4年之久。其間，排版印制的耗時當然較多，張之綱不竭校正、特別監印，為此耗費的精神與時光，則生怕還要數倍于前者吧。
由此不雅之，毛公鼎出土百余年來，研討這一國之重器的學者之多，不乏其人，可如張之綱這般，畢生精神付諸其上，生前僅有一冊《毛公鼎斠釋》排印存世者，實未幾見。筆者認為，“平生最愛毛公鼎”之譽，張氏當之無愧。
（作者：肖伊緋，系文史研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