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說話文學一級學科的建制看，中國現今世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比擬文學與世界文學、文藝學并列作為二級學科，除文藝學外，其余三個二級學科均浮現出研討範疇的時光性和空間性。此中，從現代到古代，概況上合適時序，似乎瓜熟蒂落。但對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之聯繫關係而言，誇大古代是現代的延續，不免難免以果為因。現代在時光維度上當然先于古代，但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及其評價尺度與標準，好比對文學的界說、對作家的界說，以及審雅觀念等，均為古代的產品。也就是說，古代人從本身的思惟文明態度動身，界說了何謂文學，并從本身所處的時期（古代）動身，界說了何謂現代。現代是古代的發現，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源于中國古代思惟文明與文學的實際和實際需求，中國現代文學研討試圖發明并處理的，實為中國古代文學所面對的各種題目。如許，現代與古代之間不再浮現為縱向的時光順序，而是先古代而后現代，古代不是現代的必定延續，現代卻經由過程古代而更生。
在中國古代思惟文明和學術史上，新文明的鼓起，成為發現現代、再造傳統的主要氣力。此中，“收拾國故”活動的感化和意義極為可不雅。“收拾國故”是新文明佈景下呈現的一場主要的思惟和學術活動。這場活動上承章太炎、劉師培等先輩對“國故”與“國學”的提倡，中經胡適、錢玄同、顧頡剛、鄭振鐸等人的協力推動，下啟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心研討院汗青與說話研討所的學科建制與學術研討，成為中國古代思惟文明和學術史上一個不容疏忽的汗青存在。“收拾國故”旨在應用迷信方式從頭估價中國外鄉的文明資本，借此推進現代學術的古代轉型，經由過程將現代經典的汗青化，到達往神圣性的目標，促使經學退隱和史學勃興。在文學研討範疇，則借助俗文學不雅念和視角，重構經典次序、文類品級和文學史格式。借助“收拾國故”，新文明發現了“古典”。這里之所以應用“古典”而非“現代”，是由於“現代”是時光概念，其價值偏向不甚凸起，“古典”則指向思惟文明與學術的經典性，這一經典性既源于豐盛的汗青積淀，又離不開每一代人的深度介入，具有活動性和代際性。
本文考核“收拾國故”活動中的文學史寫作和《詩經》研討，借此浮現新文明對“古典”的發現，及其背后的思惟史和學術史價值。
一
韋勒克、沃倫在《文學實際》一書中指出：“文學史并不是適當的汗青，由於它是關于現存的、無所不在的和永恒存在的事物的常識。當然，人們不克不及否定政治史和藝術史之間的某些真正的差別。這差別表示在：政治史是汗青的和曩昔的，而藝術史既是汗青的，從某種意義上看來也是此刻的。”作為文學研討的一種情勢，文學史不只對既往的文學景象、作家和作品停止回想和總結，還從研討者的實際態度動身，對既往的文學景象、作家和作品停止選擇、建構與評判，其特征與價值不在于供給一種盡對的客不雅性（現實上也不存在盡對的客不雅性），而在于供給研討者等待的客不雅性。“收拾國故”活動中，研討者經由過程一系列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建構起俗文學的汗青線索和頭緒，為俗文學由邊沿走向中間，取得“古典”的成分付與了強盛且穩固的符合法規性氣力。此中，1928年出書的胡適《口語文學史》（上卷）和1938年出書的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頗具代表性。盡管在這兩部文學史著作出書之時，“收拾國故”活動早已衰歇，但胡適和鄭振鐸的寫作卻經過的事況了較長的時光，兩部文學史著作是此前一系列研討的集成。恰是“收拾國故”的需求，使兩位學人撰寫了相干的文學史著作。
《口語文學史》1928年6月由上海新月書店出書。這部文學史和胡適的名作《中國哲學史綱領》一樣，只完成了上卷。《口語文學史》的前身是《國語文學史》，后者最後是1921年11—12月胡適在教導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講解“國語文學史”時的課本。次年3月，胡順應邀赴南開年夜學頒發演講，將課本原稿予以修正。1922年12月，胡適在教導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以修正稿為藍本，又一次講解“國語文學史”。該課本未能正式出書，有文字分歧的幾種油印本。《國語文學史》自漢魏六朝起，至南宋訖。黎錦熙在課本代序中稱之為“沒有頭尾，只是文學史的中段”，評價不成謂不正確。由于是課本，不以正式出書為目標，無須首尾完全一向，僅就漢魏至南宋文學史上的若干題目加以分析。假如不斟酌現實的學術含量，《國語文學史》尚可視為一部頗具特性的文學史著作。全書分三編，第一編會商《漢魏六朝的布衣文學》，第二編剖析《唐代文學的口語化》，第三編追蹤關心《兩宋的口語文學》，顯明從“文學反動”的態度動身刻畫胡適幻想中的中國文學史邦畿，并非對中國文學史周全客不雅的先容。《國語文學史》的基礎思緒，胡適在《〈國語文學史〉大體》中予以闡明：“我很果斷的說，我認可《國語文學史》，就是中國的文學史。除了國語文學之外，即是貴族的文學。這種貴族的文學，都是逝世的，沒有價值的文學。這種專重模擬的古典文學，不克不及代表二千五百年的文學變遷。”所謂“逝世文學”“活文學”“貴族文學”“古典文學”等概念，在新文明活動初期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實際文章中均已呈現。胡適意在經由過程“國語文學史”的書寫，為“文學反動”的態度和主意追求汗青根據：“口語文學并不是忽然產生的，完整是由于汗青上必定的趨向。有些人誤認是幾小我倡導起來的，其實是年夜錯了。由於口語文學假如沒有如許一千多年的汗青，憑我們幾小我拼命往倡導，成果仍是等于零。”現實上，“文學反動”的主意為《新青年》同人首倡，并非中國文學史成長的必定，反卻是胡適以新文學為尺度，對中國文學史停止了取舍與重構。是以，在會商漢魏六朝文學史時，胡適有興趣從布衣文學的不雅念動身，死力表揚王褒《僮約》、漢樂府《孤兒行》《陌上桑》《孔雀西北飛》，魏晉六朝《半夜歌》《敕勒歌》《木蘭詩》等；對唐代文學史，凸顯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口語詩”，將中唐禪宗語錄作為“口語散文”，并設專章會商晚唐五代的詞；對宋代文學史，亦集平分析“口語”的詩詞和散文（禪宗和儒家語錄）。在第三編第七章《南宋以后國語文學的概論》中，扼要先容元明清三代的口語文學，凸起小說的位置：“明代是小說發財的時辰，是口語文學成人的時期。”《國語文學史》盡管缺乏頭尾，文字也較為簡單，但已具有后來的《口語文學史》之雛形，特殊是凸起口語文學與反口語文學（貴族的文學、廟堂的文學）之間的斗爭，浮現出此消彼長的雙線的文學史頭緒。但這部課本同時應用“國語文學”“布衣文學”“口語文學”“大眾文學”“郊野的文學”等概念，未加以辨析區分，在思緒和方式上均不甚周延。《國語文學史》不以體系、嚴謹、規范的常識生孩子為目標，而意在凸起胡適自家的新文明態度和口語文學史不雅。中國現代文學由此經過的事況了新文明視角的過濾和“收拾”，其俗文學部門成為“國故”。
1928年出書的《口語文學史》是在《國語文學史》的基本上，接收國際外新發明的文學史料和學術界新的研討結果——包含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寫本的俗文學、在japan(日本)發明的《游仙窟》《唐三躲取經詩話》《全相說書》和國際翻刻的《京本淺顯小說》等史料和羅振亞、王國維、伯希和、羽田亨、董康、魯迅等學人的研討——增刪修訂而成。《口語文學史》仍從漢代講起（對先秦文學僅有寥寥數語，與《國語文學史》同），上限則只及中唐，仍未成完璧，甚至比《國語文學史》涵蓋的時段更短，篇幅倒是后者的兩倍有余。盡管《口語文學史》延續了胡適的“半部書主義”，但該書的思緒較之《國語文學史》更為明顯。在自序列出的“《國語文學史》的新綱目”中，第一部門《引論》之下，以《二千五百年前的口語文學——〈國風〉》開篇，這是對《國語文學史》課本的主要彌補。第三至第六部門，與《國語文學史》課本同，《兩宋的口語文學》彌補了《口語小說》。第七至第九部門，分辨會商金元、明代和清代的口語文學，戲曲和小說逐步居于主流位置。第十部門《國語文學的活動》則觸及“文學反動”。這一綱目原來是用于對《國語文學史》的再一次修訂，但未及著手，其思緒與框架在《口語文學史》中得以完成。對《口語文學史》的編製，胡適特殊指出：
這書名為“口語文學史”，實在是中國文學史。我在本書的引子里曾說：
口語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間部門。中國文學史若往失落了口語文學的退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而已。……
我們此刻講口語文學史，恰是要批注……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年夜段最熱烈，最富于發明性，最可以代表時期的文學史。
較之《國語文學史》，《口語文學史》的凸起之處在于更自發，也更明白地浮現出胡適的雙線文學史不雅：“國語文學的退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是最主要的中間部門。換句話說，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惱史，是口語文學的發財史。”胡適對口語文學史的建構，是在“收拾國故”的條件下，借助汗青的退化的文學史不雅，對中國現代文學停止取舍與評判，以此為其新文明態度追求汗青根據，進而確立“國故”的內在的事務和“收拾”的方法。這種“雙線文學史不雅”在學理上的得掉尚可進一個步驟會商，值得追蹤關心的是，胡適若何經由過程口語文學史的建構，為俗文學張目。從汗青的退化的“雙線文學史不雅”動身，中國文學史被胡適描寫為口語文學不竭退化，逐步占據文學史的中間，搖動并終極代替古文文學正宗位置的汗青，表示為“活文學”對“逝世文學”的馴服。在這一文學史論述的“劇情主線”中，俗文學作為被鄙棄、被壓制的邊沿性存在，逐步登堂進室，占據了顯要地位。在胡適建構的“口語文學史”的系統中，每一個朝代都有一種代表性的俗文學文類，浮現這一時代俗文學的凸起成績：
漢魏六朝是樂府詩，唐宋是口語詩詞，元代是戲曲，至明清兩代，小說則居于中間位置，並且以本身的存在，不竭對抗復古派的逆流。是以，盡管《口語文學史》只及中唐，未成完璧，但胡適的其他文學史論著，特殊是“中國章回小說考據”系列，補充了《口語文學史》的內在的事務的缺掉（絕對而言，胡適關于戲曲的論著較少）。對明清小說的考據，稍加收拾，即可成為《口語文學史》下卷的重要內在的事務。如許看來，固然《口語文學史》僅有上卷，但下卷現實上曾經完成，只是未能冠以“口語文學史”的項目。
由課本狀況的《國語文學史》到正式出書的《口語文學史》（上卷），以及“中國章回小說考據”，胡適的一系列俗文學研討論著，成為“收拾國故”活動的實績，其進獻不只在于現實的學術含量，還在于經由過程文學史的建構，確立了作甚“國故”，若何“收拾”，使“收拾國故”在實際與實行上均落到實處。
假如說胡適經由過程《口語文學史》（上卷）開啟了以“俗文學”作為“古典”的研討思緒，鄭振鐸則以《中國俗文學史》成為上述思緒的完成者。固然不是“收拾國故”活動的倡議者，鄭振鐸卻深度介入了這一活動：1922年1月，在主編的《文學旬刊》第51期頒發論文《收拾中國文學的提議》；1923年1月，在主編的《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開辟《收拾國故與新文學活動》專欄，撰寫《發端》并頒發論文《新文學之扶植與國故之新研討》，支撐“收拾國故”活動。同時，對俗文學的濃重愛好和對俗文學研討的積極投進，更使他成為撰寫《中國俗文學史》的恰當人選。
《中國俗文學史》于1938年出書于戰時的長沙，在周全抗戰迸發的佈景下，出書前提粗陋，但該書的學術東西的品質很高。為此，鄭振鐸停止了持久而充足的預備，1925年5月起在《鑒賞周刊》頒發《中國小說撮要》，收拾并註銷歌謠集《白雪遺音》；1926—1928年出書《中國短篇小說集》（三集）；1927年11月，在《小說月報》頒發《巴黎國度藏書樓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1928年9月撰寫《敦煌的俗文學》，后作為專著《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1930年1月起在《小說月報》連載《元曲敘錄》。此外，還購置、加入我的最愛、影印出書各類俗文學文本，破費的資財和精神，不成計數。鄭振鐸不是最早的俗文學研討者，倒是立場最當真、投進最年夜、連續時光最長、結果也最為豐盛的學人之一。而出書《文學綱領》（中國文學部門）、《中國文學史》（中世卷）和《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經過的事況，也使《中國俗文學史》的撰寫輕車熟路，成為鄭振鐸近20年的俗文學研討的集年夜成之作。
《中國俗文學史》列進商務印書館“中國文明史叢書”，全書近40萬字，內在的事務豐盛而翔實。第一章《何謂“俗文學”》引領全書，起首界定了俗文學的概念和范圍：
何謂“俗文學”？“俗文學”就是淺顯的文學，就是平易近間的文學，也就是民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年夜雅之堂，不為學士年夜夫所器重，而風行于平易近間，成為民眾所愛好，所喜悅的工具。
中國的“俗文學”，包含的范圍很廣。由於正統文學的范圍太狹窄了，于是“俗文學”的地皮便愈顯其年夜。差未幾除詩與散文之外，凡主要的體裁，像小說、戲曲、變文、彈詞之類，都要回到“俗文學”的范圍里往。
凡不登年夜雅之堂，凡為學士年夜夫所鄙夷，所不屑留意的體裁都是“俗文學”。
“俗文學”不只成了中國文學史重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國文學史的中間。
從以上闡述看，鄭振鐸對俗文學的界說，與新文明提倡者別無二致，表現出雅與俗、廟堂與平易近間、貴族與布衣（民眾）的二元對峙（盡管鄭振鐸并未應用貴族的文學戰爭平易近的文學的稱呼），並且以“學士年夜夫”的立場為尺度，規定俗文學與“非俗文學”之間的界線；將俗文學視為中國文學史的中間，與胡適《口語文學史》統一音調。對俗文學的分類，《中國俗文學史》根據體裁，共分為以下五年夜類：
第一類是詩歌，“包含平易近歌、平易近謠和初期的詞曲等等。從《詩經》中的一部門平易近歌直到清代的《粵風》、《粵謳》、《白雪遺音》等等，都可以算是這一類里的工具。”此中平易近歌和平易近謠不存在爭議，將《詩經》（重要是《國風》）視為平易近歌，也浮現出新文明的態度，是對傳統“詩經學”的反撥。“初期的詞曲”意在誇大詞曲構成的最後形狀，是平易近間的而非文人化的，顯示出立論的嚴謹。
第二類是小說，“所謂‘俗文學’里的小說，是專指‘話本’，即以口語寫成的小說而言的”。這里的“話本”，并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謂“措辭之事，雖在措辭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藍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而是泛指口語小說。鄭振鐸將應用口語作為判定“俗文學”里小說的重要尺度，摒棄了“一切的談說因果的《幽明錄》，記錄瑣事的《因話錄》等等，所謂‘傳奇’，所謂‘筆記小說’等等”，仍存在胡適“口語文學史”的實際陳跡。詳細又分為三小類：
“一是短篇的，即宋代所謂‘小說’。一次或一日之間可以講說終了者”，如《清平山堂話本》《京本淺顯小說》及“三言”“二拍”等；“二是長篇的，即宋代所謂‘講史’，其講述的時光很長，盡非三五日所能說得盡的”，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三是中篇的”，“篇幅是至多四回或六回，最多可到二十四回的。年夜約其冊數老是中型本的四冊或六冊，最多不外八冊”，如《玉嬌梨》《平山冷燕》等。鄭振鐸對小說的分類年夜體上以篇幅是非為據，與本日通行之“文學概論”中的劃分附近。憑仗自家對小說文本、版本，特殊是出書形狀的熟稔，鄭振鐸對中篇小說的界定，可謂一家之言。不外，假如不從篇幅，而從小說的構造方法立論，《玉嬌梨》《平山冷燕》與《紅樓夢》近似，均為長篇小說構造，與短篇小說有顯明的體裁差異，與長篇小說則同年夜于異。
第三類是戲曲，也是鄭振鐸用力頗深的體裁。“戲曲原來是比小說更復雜、更難寫的一個體裁。但很希奇，在中國，戲曲的生產，竟比小說要多到數十倍。”這是鄭振鐸的獨到發明。詳細也分為三小類：一是戲文，二是雜劇，三是處所戲。
第四類是講唱文學，鄭振鐸對此評價頗高：“這一類的講唱文學在中國的俗文學里占了極主要的成分，且也占了極年夜的權勢。普通的大眾，未必讀小說。未必不時得見戲曲的演唱，但報告文學倒是不時被看成精力上的重要的糧食的。許很多多的新式的出賃的讀物，此中，幾全為講唱文學的作品。這是真正的像水銀瀉地無孔不進的一種平易近間的讀物，是真正的被婦孺老小所深愛看的作品。”與前三類比擬，說唱文學代表行動情勢的俗文學（戲曲亦經由過程演唱的方法得以浮現，但考核戲曲文學則要離不開腳本，仍屬于書面情勢）。可以說，鄭振鐸對講唱文學類型的追蹤關心和確立，拓展了俗文學研討的視野和范圍，凸起了俗文學的平易近間性。說唱文學包含“變文”“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五小類。當然，與那時盡年夜大都俗文學研討者雷同，鄭振鐸在研討底本以行動情勢浮現的說唱文學時，也不得不根據書面情勢的寫本，這也是晚期的俗文學研討在理念和實行方法之間存在的奧妙的悖論。
第五類是游戲文章，“這是‘俗文學’的附庸。本來不是很主要的工具，且其性質也甚為復雜”。現實上，鄭振鐸是將無法回進前四類的俗文學作品，歸入這一類，對其界定與闡述不甚周翔。這一類包含漢代王褒《僮約》，是胡適《國語文學史》和《口語文學史》中加以專門闡述的文本。
總之，《中國俗文學史》對俗文學范圍的設定，較為周全。從該書第二章《現代的歌謠》到第十四章《清代的平易近歌》，年夜體上以朝代為線索，具體地闡述以上五品種型的俗文學景象和本文。固然后來回屬于俗文學范疇的史詩、神話、傳說、故事、春聯、詩鐘、謎語、諺語、歇后語等類型，此時髦未進進鄭振鐸的研討視野，但可以或許包括這般豐盛的內在的事務，使這部較早的俗文學史具有了較為遼闊的視野和較為完全的構造。在詳細的各章節之中，鄭振鐸重視史與論的聯合，繚繞俗文學的汗青變遷和文本特點，睜開了具體的闡述。《中國俗文學史》的學術價值和進獻，不在于詳細不雅點簡直鑿不移，而在于確立了中國俗文學史寫作的基礎格式，使“收拾國故”活動對俗文學的追蹤關心及其價值的發揚，落實于詳細的文學史乘寫之中。《中國俗文會議室出租學史》既是鄭振鐸自己，也是“收拾國故”活動中諸多學人的相干研討的集年夜成之作。
由胡適《口語文學史》（上卷）到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收拾國故”活動中的俗文學史乘寫浮現出思緒與方式的連接性。也就是說，在俗文學及其汗青建構中，“收拾國故”的提倡者和支撐者告竣了共鳴。這兩部文學史著作的撰寫，不只具有顯明的首創性，也為俗文學“古典”成分簡直立奠基了堅實的基本。
二
晚期的中國俗文學研討，特殊是“收拾國故”視野中的俗文學研討，最先觸及的類型是歌謠，并以歌謠為視角，從頭闡釋作為現代經典的《詩經》。
對歌謠的彙集、收拾與研討，由周氏兄弟率先倡導。1913年，時任職于北洋當局教導部的魯迅撰寫《儗播布美術看法書》，提出：
當立公民文術研討會，以理各地歌謠，俚諺，傳說，童話等；詳其意誼，辨其特徵，又施展而光年夜之，并以輔翼教導。
魯迅扼要闡述了彙集、收拾與研討歌謠、傳說等俗文學類型的方式和意義，并倡導成立相干學術機構，文字固然冗長，但針對性和適用性均較強。同年，周作人頒發《童謠之研討》一文，提出：
童謠之用，亦無非應兒童身心發財之度，以知足其喜音多語之性罷了。童話游戲，其旨準此。迨級此逮進，知慮漸周，兒童之心，自能厭歌之詰屈，話之荒謬，而更求其上者，斯時進以達雅之詞，崇正之義，則翕然應受，如石投水，無他，亦天真爛漫之機耳。古人多言老練教導，但徒有空言，而無現實，老練教導之材料，亦尚缺然，坊間所為童謠童話，又荒誕不成用。故略論童謠之性質，為研討教導者之一助焉。
這是公認的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第一篇體系研討童謠的文章。周作人對兒童身心狀態及其對童謠的接收有正確的熟悉，并闡釋了童謠在兒童教導中的感化。周作報酬此在《紹興縣教導會月刊》上公然頒發啟發，征集童謠。但是，《儗播布美術看法書》雖由魯迅執筆，究竟具有教導部公函或陳述的性質，在那時未能發生應有的影響。周作人《童謠之研討》初刊于紹興，惹起的反應也頗為無限，並且顛末一年時光，周作人僅搜集到一首童謠，仍是和他瞭解的一位高小校長假名寄來的；周作人于是自力1對1教學采集，加上從《越諺》中的抄寫，獲得了200余首。歌謠研討發生主要影響，并構成活動，有賴于蔡元培執掌的北京年夜學的組織和推進。
1918年2月1日，蔡元培以校長的名義在《北京年夜學日刊》發布啟發，號令全校教人員及先生彙集歌謠：
教人員及先生諸君公鑒：
本校現擬征集全國晚世歌謠，除將簡章刊登日刊，敬請諸君幫同彙集資料，一切邊疆遍地報館、學會及雜志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將其項目地址函交法科劉復君，以便郵寄簡章，請其刊登。此頌公綏（簡章見今日紀事欄內）。
蔡元培敬白
蔡元培發布《校長啟發》，為歌謠研討登高一呼，顯示出對北京年夜學中提倡彙集、收拾與研討歌謠的劉半農、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四位傳授的極年夜支撐。同期《北京年夜學日刊》之《紀事》欄目刊載《北京年夜學征集全國晚世歌謠簡章》，內在的事務頗為具體，是以暫不援用全文。《簡章》對征集歌謠的內在的事務，觸及以下四類：“有關一處所一社會或一時期之情面風氣政教沿革者”“寄意深遠有類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天然成趣者”“兒歌讖語似解非解而有自然之神韻者”。《簡章》在“寄稿人應行留意之事項”中特殊請求“方言成語當加以說明”“歌辭文俗一仍其真不成加以修飾，俗字鄙諺亦不成改為官話”“一地通行之俗字為字書所不載者，當附注字音，能用羅馬字或Phonetics尤佳”“有其音無其字者，當在其原處位置畫一空格，如□,而以羅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詳注字義，以便考據”“歌謠通行于某社會某時期，當注明之”“歌謠中有關于汗青地輿或處所風景志辭句，當注明其所以”“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注其音譜（用中國工尺、japan(日本)簡譜或西洋五線譜均可）”。歌謠征集任務由四位傳授“分任其事”，此中沈尹默“主任一切并編纂‘選粹’”，劉復（半農）“擔負來稿之初度核定并編纂‘匯編’”，錢玄同和沈兼士擔任訂正方言，可謂分工明白，各司其職。《簡章》的擬定者是劉半農，他和沈尹默也是歌謠征集運動的現實倡議人。蔡元培執掌的北京年夜學的宏大影響力，劉半農、沈尹默等人的當真而細致任務，使歌謠征集運動獲得了社會各界的熱鬧呼應。《簡章》中規則的歌謠征集的截止每日天期為1919年6月30日，但是僅僅三個多月的時光，就征集到各類歌謠1100余篇。1918年5月20日《北京年夜學日刊》刊載題為《〈歌謠選〉由日刊頒發》的紀事：
劉復傳授所編訂之《歌謠選》已定由日刊頒發，自今日始日刊一章。
本校自仲春初倡議征集全國晚世歌謠以來，停止甚順，計所收校表裡來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謠一千一百余章。由劉復傳授選其最佳者，略加詮訂，名曰《歌謠選》。至其余一切來稿，亦將不分好壞，依寄到先后，用油印印出，約自五十章至百章為一輯，其第一第二第三三集，聞均于寒假前可以印成云。
本期《北京年夜學日刊》註銷題為《巴東沈》的歌謠一首，署“次剛君來稿”。歌謠文本以“。”斷句，并加注釋，先容佈景、內在的事務及語詞義。自本期日刊起，每期一篇，持續刊載，共刊載148篇。1920年12月19日，北京年夜學歌謠研討會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掌管。1922年12月17日《歌謠》周刊創刊，由周作人、常惠、顧頡剛等人先后擔負編纂，陸續出書至第97期終刊。以上盡力，使歌謠活動的範圍進一個步驟擴展，影響也日趨明顯。周作人重拾舊業，再作馮婦，在《歌謠》周刊頒發《讀〈兒歌年夜不雅〉》和《呂坤的〈演小兒語〉》，在《晨報副鐫》頒發《讀〈各省兒歌集〉》。歌謠活動的倡議人劉半農采集收拾了《江陰船歌》，并創作平易近歌體古詩，出書《瓦釜集》，使新文學佈景下倡議的歌謠研討對新文學創作構成反哺。
盡管以上盡力及其結果并非“收拾國故”活動的產品，但與“收拾國故”活動剛好同步，在發明平易近間、再造文明的態度上也具有高度的分歧性，此后則漸趨合流，這有賴于顧頡剛的參加。
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
剛巧那時北京年夜學中彙集歌謠，由劉半農師長教師復掌管其事，天天在《北年夜日刊》上頒發一二首。《日刊》天天寄來，我看著很感觸感染興趣，心想這種工具是我幼時良多聽得的，但哪里想獲得可以形諸翰墨呢。因想，我此刻既不克不及唸書，何妨弄弄這些玩意兒，聊以遣日。想得興奮，就從家中的小孩的口中彙集起，垂垂推到他人。很希奇的，彙集的成果使我了解歌謠和小說戲劇中的故事一樣，會得隨時隨地變更。同是一首歌，兩小我唱著便有分歧。就是一小我唱的歌，也許有把一首歌分紅年夜同小異的兩首的。有的歌由於情勢的轉變以致連意義也跟著轉變了。
……
我為要彙集歌謠，并明了它的意義，天然地把范圍擴大得很年夜：方言、諺語、謎語、曲稿、風氣、宗教各類資料都著手彙集起來。我對于大眾的工具，除了戲劇之外，歷來沒有留意過，總認為是極簡略的；到了這時，竟愈弄愈感到里面有復雜的情狀，非顛末持久的研討不易了解得明白了。這種彙集和研討，差未幾滿是首創的工作，無論哪條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獨征之中更激起拓地萬里的大志。
彼時顧頡剛由於老婆生病亡故，本身也是以患病，不得不復學回鄉。療養時代遭到北年夜歌謠活動的感化，彙集收拾歌謠，并由此貫通治學的思緒和方式。顧頡剛彙集了大批吳地歌謠，先在《晨報》上刊載，待北年夜《歌謠》周刊創刊后，又將部門作品編為《吳歌甲集》，在《歌謠》周刊上連載，并于1926年7月印成專集。此后，王翼之輯《吳歌乙集》、王君綱輯《吳歌丙集》，以及顧頡剛自己輯《吳歌丁集》先后問世，對處所歌謠陳規模、成系統的彙集收拾，顧頡剛等人成績卓越，是對北京年夜學歌謠活動的延續、拓展與深化。《吳歌甲集》除顧頡剛自序外，還由胡適、沈兼士、俞平伯、錢玄同、劉半農分辨作序，各有著重，各具特點。胡適所作《序一》從“國語文學”的不雅念動身，誇大以方言創作新文學的主要意義。沈兼士所作《序二》和俞平伯所作《序三》，思緒與胡適附近。錢玄同所作《序四》在剖析國語和方言的基本上，進一個步驟闡釋“口語應當用拼音文字”的主意。劉半農所作《序五》則指出一切平易近間作品的意趣，“不過乎說話、風土、藝術三項”。顧頡剛編錄《吳歌甲集》，連同胡適等人的序文，表現出歌謠活動的實績，也使劉半農等人倡議的北京年夜學歌謠活動與“收拾國故”相連接。作為俗文學類型之一的歌謠，承載著新文明提倡者對平易近間的想象，成為激活中國文明的動力，也使“國故”的范圍，由廟堂拓展至平易近間，重建了中國文明的品級次序。
新文明提倡者對歌謠的彙集、收拾與研討，除追蹤關心晚世、意在發蒙之外，還以此為視角察看遠遠的中國現代，詳細表示在對《詩經》的從頭懂得和闡釋。《詩經》作為“五經”（“六經”“十三經”）之首，承載著儒家的思惟品德與文明幻想，這使其見義勇為地具有了“國故”的成分。但以胡適為代表的“收拾國故”活動的提倡者，面臨作為“國故”的《詩經》，卻采取了俗文學的研討視角，付與《詩經》中的盡年夜大都篇章以平易近歌的成分，使之由經進史，由史進文。
作為“收拾國故”活動的魂靈人物，胡適很早就對《詩經》予以追蹤關心。1911年4月13日讀《詩經·召南·邶風》，在當天日誌中記載心得：“漢儒解經之繆，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蓋詩之為物，本乎本性，發乎情之不容已。詩者，天趣也。漢儒尋章摘句，天趣盡湮，安可言詩？而數千年來，率因其說，坐令千古至文，盡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讀《詩》，顛覆毛傳、鄙棄鄭箋，土苴孔疏，一以己為造《今箋新注》。自負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縮小光亮，永永不朽，非自夸也。”從胡適的這段佈滿激情壯志的闡述中，可見日后從感情和本性動身評價《詩經·國風》之思緒，浮現出文學而非經學的目光。同年，胡適還撰寫了《詩三百篇言字解》一文，意在訓詁，應用清代樸學的方式，對《詩經》中的“言”字加以闡釋。“收拾國故”活動開端后，胡適在《〈國粹季刊〉發刊宣言》中，進一個步驟明白了研討《詩經》的戰略和方式：
故在文學方面，也應當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
結賬式的收拾。……例如《詩經》，二千年研討的成果，畢竟到了什么地步，很少有人說得出的，只由於二千年的《詩經》爛賬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顛覆了宋人，自認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討，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干連。……我們認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討《詩經》，我們應當把《詩經》這筆爛賬結算一遍，形成一筆總賬。《詩經》的總賬里應當包含這四年夜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古韻的講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據古音的賬。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賬。
（D）看法（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共享空間恒、崔疏、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謎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賬，然后可以使年夜大都的學子不難踏進“《詩經》研討”之門：這是普及。進門之后，剛剛可以盼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持續研討那總賬里不曾處理的懸賬：這是進步。
在這篇“收拾國故”活動的宣言中，胡適以《詩經》為例，提醒“收拾國故”的思緒和方式，這異樣實用于收拾其他古書。胡適起首對《詩經》研討停止學術史的梳理，找出題目地點和進一個步驟研討的出發點，立意在“破”，即顛覆現有的研討，采用的思緒和方式仍屬于經學和史學，而“立”，即對《詩經》的從頭說明和對《詩經》學的重建，則表現在其他著作中，采用的思緒和方式則逐步轉向文學。
在《國語文學史》和《口語文學史》的框架和系統design中，《詩經》均占有主要位置。1922年3月23日，胡適赴南開年夜學作題為《國語文學史》的演講，越日在旅店里擬定了《國語文學史》的新綱目：引論之后，就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口語文學——〈國風〉》，并誇大：“這個打算很可以代表我那時對于口語文學史的看法。此中最主要的一點天然是加上漢以前的一段，從《國風》講起。”在《〈國語文學史〉大體》中，胡適指出：“口語的文學，完整是布衣感情天然吐露的描述，盡沒有往模擬什么前人。記這種布衣文學的古書，第一部當然是《詩經》。這部書里面所搜集的，都是真能代表匹夫匹婦的情感的歌謠。”胡適將《詩經》（重要是《國風》）回進歌謠的范疇，作為晚期口語文學的代表，從布衣文學的態度從頭定位《詩經》，從平易近間歌謠的角度動身研討《詩經》，表現出光鮮的新文明態度。如許，《詩經》研討與歌謠活動在視域和方式上完成了融會，以俗文學的成分，進進“收拾國故”活動的考核視野中。當然，胡適的上述思緒未能完整落實，在現存《國語文學史》講稿和《口語文學史》（上卷）中，均未設置關于《詩經》的專門章節。對《詩經》的專論，見于依據1925年9月在武昌年夜學演講記載稿修訂而成的《聊下〈詩經〉》一文（脫稿于1931年9月11日），這是胡適從文學視角考核《詩經》的集年夜成之作。在該文中，胡適起首指出：“《詩經》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誰也了解，它是世界最古的有價值的文學的一部，這是全世界公認的。”接上去好像胡適的其他學術文章，再次誇大“方式”的主要性：
我感到用新的迷信方式來研討現代的工具，確能得著很風趣味的後果。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義，都應當拿合法的方式往研討的。在本日研討古書，方式最要緊；異樣的方式可以收異樣的後果。我明天講《詩經》，也是進獻一點我小我研討古書的方式。
這段闡述顯明保存了演講的現場感，而所謂“迷信方式”，就是“收拾國故”的思緒和方式。據此，胡適提出“對于《詩經》的幾個基礎的概念”。起首，打破《詩經》作為神圣經典的不雅念：“由於《詩經》并不是一部圣經，確切是一部現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資料，可以做政治史的資料，可以做文明史的資料。萬不成說它是一部神圣經典。”胡適將《詩經》定位于歌謠，以俗解雅，以平易近間性消解其神圣性，表現出自下而上的重建與重釋的目光，同時，將《詩經》作為各類專門史的資料，使研討視野從經學轉向史學。其次，提出孔子并沒有刪《詩》的結論。依據在于：“疇前的人都說孔子刪《詩》、《書》，說孔子把《詩經》刪往非常之九，只留下非常之一，照如許看起來，原有的詩應當是三千首。這個話是不合錯誤的。……假設原有三千首詩，真的刪往了二千七百首，那在《左傳》及其它的古書里面所引的詩應當有很多是三百篇以外的，可是古書里面所引的詩不是三百篇以內的雖說有幾首，卻少得很是。”論據雖不甚充足，但在邏輯上可以或許自相矛盾。否認孔子對《詩經》的刪改權，重要目標還是消解《詩經》作為儒家經典的位置。既然并未經孔子之手而成書，《詩經》與儒家，特殊是儒家經典的關系就并非必定。再次，《詩經》也不是一個時期輯成的：“《詩經》里面的詩是漸漸的搜集起來，成此刻這么樣的一本集子。最古的是《周頌》，次古的是《年夜雅》，再遲一點的是《小雅》，最遲的就是《商頌》、《魯頌》、《國風》了。《年夜雅》、《小雅》里有一部門是那時的卿年夜夫做的，有幾首并有作者的主名；《年夜雅》搜集在前，《小雅》搜集在后。”胡適還特殊指出：“《國風》是各地散傳的歌謠，由前人搜集起來的。這些歌謠發生的時辰大要很古，但搜集的時辰卻很晚了。”否認《詩經》是一個時期輯成的，與否認孔子的刪改權在思緒上一脈相承，也為否認孔子的刪改權進一個步驟供給了證據。而將《國風》定位于歌謠，成為后文對《詩經》加以闡釋的一個基礎條件。最后，《詩經》的闡釋。胡適回想了從漢代至清代的《詩經》研討，經由過程剖析各家學說，提出“二千年來《詩經》的研討實是一代比一代提高的了”，但“《詩經》的研討，雖說是提高的，可是都不徹底，年夜半是顛覆這部，附會那部；顛覆那部，附會這部”。胡適對《詩經》研討史的總結顯明浮現出“代變而代勝”的退化史不雅。《詩經》研討隨時期的變遷而不竭提高，較之《詩經》的歷代研討者，“收拾國故”活動的提倡者無疑占據了學術的制高點，胡適是以頗為自負地表現：“我看對于《詩經》的研討想要徹底的改造，會議室出租生怕還在我們呢！我們應當拿起我們的新的目光，好的方式，多的資料，往勇敢地仔細地研討；我信任我們研討的後果比後人又可美滿一點了。這是我們應取的立場，也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從退化史不雅動身，進一個步驟穩固了自家研討的提高性、超出性與符合法規性。聯合以上幾點，胡適提出《詩經》研討的兩條路：訓詁息爭題，前者“用警惕的緊密的迷信的方式，來做一種新的訓詁功夫，對于《詩經》的文字和文法上都從頭下注解”，后者“勇敢地顛覆二千年來積上去的附會的看法；完整用社會學的，汗青的，文學的目光從頭給每一首詩下個說明”。從訓詁動身，胡適采用比擬回納的方式，考核《詩經》中的若干虛詞和實詞的寄義和用法，借此對《詩經》的文法睜開研討，這一思緒與《文學改進芻議》中“須講究文法”的主意相分歧。對《詩經》中每首詩的意圖的說明，胡適從“詩是人的性格的天然表示，心有所感，要如何寫就如何寫，所謂‘詩言志’”這一條件動身，防止牽強的說明和奧秘的附會。據此，胡適將《關雎》說明為求愛詩，以為《野有逝世麇》也異樣是男人引誘男子的詩，《芣苜》“沒有多深的意思，是一首平易近歌”，從而打破了經學說明的威望性，對《詩經》停止了風俗學、社會學、文學和史學的考核，力求復原其歌謠之本質。胡適對《詩經》的說明，盡管不無可議，但作為“收拾國故”活動的主要構成部門，具有顯明的示范感化，即從俗文學視角動身，顛覆中國現代《詩經》研討的經學態度，借助史學和文學的方式，將《詩經》“復原”為歌謠。在低垂平易近間態度、提倡俗文學的新文明範疇，發生了普遍而深遠的影響。
在胡適的影響下，“收拾國故”的提倡者和支撐者對《詩經》的懂得和闡釋，均重新文明態度動身，此中顧頡剛的研討值得追蹤關心。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顧頡剛指出：
由於輯集《詩辨妄》，所以翻讀宋以后人的經解良多，對于漢儒的害處也見到了不少。接著又點讀漢儒的《詩》說和《詩經》的本文。到了這個時辰再讀漢儒的《詩》說，天然處處覺得他們的錯誤，我更敢做勇敢的批抹了。到了這個時辰再讀《詩經》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數年來在歌謠中獲得的看法作比擬的研討了。我真勇敢，我要把漢學和宋學一路顛覆，光禿禿地看出它的本相來。
與胡適和鄭振鐸分歧，顧頡剛出于本身對平易近歌和戲曲的喜好，從歌詞與樂調進手探討《詩經》的原來臉孔，他以為《詩經》“是聚集各類樂調的歌詞而成”，經由過程比擬剖析，從而指出瑜伽教室漢儒對《詩經》的說明：“這真是閉著眼睛的亂說！但這些工具若沒有歌謠和樂曲作比擬時，便很不不難看出它們的業績來，很不難給善作誤解的儒者瞞過了。”作為“收拾國故”活動的中堅氣力，顧頡剛在態度上與胡適接近，但在方式上有獨到之處，這成績了其歌謠研討，也成績了其對《詩經》的解讀。此外，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三冊中收錄了數十篇有關《詩經》研討的論文，成為對“收拾國故”活動中《詩經》研討結果的周全浮現。盡管彼此在不雅點上并紛歧致，有些還尖利對峙，發生了劇烈的論爭，但仍可以看出研討者背后擁有配合的文明幻想和學術崇尚，這使彼此間的論爭成為對“收拾國故”活動和俗文學研討的有用推動。顧頡剛日后對傳說和故事的研討，追蹤關心的俗文學類型雖有分歧，背后的態度、思緒和方式卻有分歧之處。
綜上可知，歌謠是“收拾國故”活動中最早遭到追蹤關心的俗文學類型，激揚了平易近間文明的性命活氣，為《詩經》由經學到史學與文學的“轉向”與“復原”，供給了主要的文明態度和研討視角。作為歌謠的《詩經》也由此取得了全新的“古典”成分，由儒家經典轉型為俗文學經典，煥收回新的文明性命力。
“收拾國故”活動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甚至成為一個文明事務。對“古典”的發現，是新文明提倡者完成其幻想的需求。他們激揚平易近間文明的性命活氣，作為推翻正統的思惟資本，力求借此樹立新的文明與文學次序。以歌謠、戲曲、小說等為代表的俗文學類型，逐步由邊沿走向中間，影響并重構了中國人對“文學”的懂得與想象的圖景，轉變了既有的“文學知識”。可見，“收拾國故”活動的提倡者和介入者固然面向現代，但不是為了回到現代，其思惟和文明指向，在于中國的實際和將來。“收拾國故”活動浮現出光鮮的新文明態度，發現“古典”，再造“傳統”，契合新文明提倡者對口語文學、布衣興趣和邊沿處境的想象和尋求，人緣際會，創立了適應時期潮水、引領思惟風氣的“適當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