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四友”最早見于《新唐書·杜審言傳》：“（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滋味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共享空間蘇、杜’。”他們固然有交集，但相較于“初唐四杰”“蘇李”“沈宋”“珠英學士”等，在史料記錄、文學書寫以及后世評論中，卻很少能見其蹤影，這不得不令人生疑，“文章四友”的“世號”在初唐文壇能否存在過。
在初唐時代，“文章四友”的“崔、李、蘇、杜”能否曾經構成了所謂的“世號”，能否在那時文壇曾經成為公認的文人組合和慣性稱呼，疑點有五：其一，“文章四友”的稱號在《新唐書》中只零丁呈現過一次，包含崔融、李嶠、蘇滋味在內沒有其他列傳的互見佐證。而如“蘇李”“四杰”等世稱，皆能在分歧的列傳中找到干證。其二，“文章四友”的提法只在《新唐書》及之后的文獻中呈現，包含《舊唐書》在內的之前文獻中卻從未有過。且《新唐書》之后，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和晁公武的《郡齋唸書志》所載“文章四友”的行文與《新唐書》毫無二致，調用罷了，卒無新料。其三，就“崔、李、蘇、杜”四人來往時的成分位置和文壇影響來看，杜審言和崔融、李嶠、蘇滋味并不在一個條理上。官職上，崔融、李嶠、蘇滋味皆任內廷要職，御前顯官，而杜審言只是戔戔的處所官。文壇上，崔融、李嶠為“一時宗匠”，李嶠、蘇滋味被狄仁杰推舉“亦足為文吏”，而杜審言只是通俗文人之一。其四，宋之問的祭文《祭杜學士審言文》，有對“初唐四杰”的品論，卻沒有“文章四友”的身影。其五，若四人來往頻仍，申明在外，為何四人酬唱之作稀疏，甚至有來詩無往詩，也沒有同一的詩歌作風和文學主意。
是以，有疑初唐文壇未有“文章四友”的稱號。《新唐書》將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滋味并列，載“文章四友”為“世號”，極有能夠是為了進步杜審言的文學位置，有興趣在其孫杜甫的族史顯赫和詩文傳承方面作展墊，以此建立杜甫成為宋代詩文改革活動的標桿。杜甫曾詩言“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白話“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躲書之府，故全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給眾人留下了“吾祖詩冠古”的深入印象，為宋人追蹤關心其祖父杜審言埋下了伏筆。現實上，在重視家世的唐代社會，杜甫在《宗武誕辰》《贈蜀僧閭丘師兄》《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進雕賦表》等詩文中言及杜審言的真正的意圖，是欲借杜審言的宦海文壇名譽來舉高本身，干謁中有夸年夜成分，并非杜審言在那時真有“詩冠古”的文學程度。《私密空間新唐書》兩位重要的撰者宋祁、歐陽修，都對杜甫贊譽有加。莫礪鋒師長教師說：“宋代尊杜的偏向是從歐陽修的時期開端的。”吳中勝師長教師說：“從宋祁小我的詩文，也可以見出其對杜甫的贊賞。”《新唐書》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成書，從宋初歐陽修等人對杜甫的推重，到宋中葉杜甫被全部文壇奉為典范，史乘的撰寫必定遭到尊杜時風的影響。杜甫詩學之宗的樹立需求一個更為人所佩服的家族佈景，杜審言作為杜甫祖父必定也被從頭熟悉并加以器重，《新唐書》很能夠是基于如許的文明需求對杜審言的文學來往停止了一番考量，在其與李嶠、崔融、蘇滋味的來往基本上制造了“文章四友”一說。
對照新舊唐書便可看出《新唐書》在加大力度杜甫與杜審言關系上所下的工夫。《廿二史考異》云：“舊以杜審言附易簡，今以易簡附審言。杜甫舊在別卷，今移附審言之下。”在編製上，《舊唐書》中，杜審言列在“文苑上”，杜甫列在“文苑下”，各自零丁成傳，間隔較遠；《新唐書》中，杜審言和杜甫同被列在“文苑上”，兩者慎密連接。在內在的事務上，《新唐書》在篇頭明顯地位增添了杜甫對祖輩的陳說，載道：“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這顯明是在彰露杜甫家族的顯赫汗青和文學淵源。《新唐書》在編製設定大將杜審言和杜甫綁縛，在撰寫補充上有興趣凸顯杜審言，都在為杜審言的文學成績加碼，以此確定杜甫的詩學功底。那么杜審言的“文章顯”到什么水平，《唐會要》載“杜審言、崔融、蘇滋味等詩尤著焉”，在史猜中較早將杜審言與崔融、蘇滋味并列，《新唐書》很能夠鑒戒于此。
總而言之，鑒于杜甫的詩歌成績，《新唐書》將其祖父杜審言與中宗時文壇位置較高的李嶠、崔融、蘇滋味相提并論，又因四人有交集，遂冠以“文章四友”，加“世號”而成名。換句話說，由于宋人對杜甫的愛崇，杜審言在《新唐書》的史筆中被拔高了，“文章四友”的稱號或是以而生。
杜審言從宋代隨尊杜文風而被文人追蹤關心，到明代被視為律詩之宗，在文學接收過程中選拔于斯，究其泉源，蓋與杜甫的影響有關。在這里借用傳佈學和心思學上的“看法魁首”和“暈輪效應”舞蹈場地，來說明下面所述杜審言“文章四友”的被制造和杜審言接收經過歷程中發生的誤差。“看法魁首”是指具有必定威望性與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在已取得的信息中加上本身的看法,從而對別人施加影響。歐陽修、宋祁等作為宋代文壇的領甲士物，《新唐書》作為宋人懂得唐代汗青的威望文獻，在“文章四友”的題目上起到了“看法魁首”的感化，使眾人追隨信之，而沒有后續的史料補正，此刻看來疑團叢生。“暈輪效應”是指評價者教學場地由於遭到被評價者某個明顯特征的影響，而對被評價者相干聯事務的評價發生誤差。韓愈贊杜、宋代尊杜之后，杜甫在儒家思惟和詩歌審美上都被推為文人的至圣典小樹屋范，無法超出，這一極高的位置天然發生了對與杜甫相干人物的影響力，有形中進步了相干人物的汗青追蹤關心度，杜審言作為其祖父最是受害之人。歐陽修、宋祁、辛文房、胡應麟、王夫之等人都是在“暈輪效應”的感化下，對杜審言停止了愛屋及烏的評價。在那時，“文章四友”的“世號”能否真正的存在過，杜審言的詩歌能否真有“詩冠古”的影響，他和杜甫“不料孫狂祖更狂”的性情特征，卻都被疏忽了。
（作者：倪超，系江蘇差人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