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字不差的書名出過兩個版本，作者分辨是中國兩位學術巨頭——梁啟超和錢穆。兩位大師為何出版同名？兩本著作有何異同？參照比擬后，愈見兩人學術思惟的開通與見識立論的犖然。
梁啟超系公認的清代學術史研討第一人，相干著作除《清代學術概論》外，最主要的代表作即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所以取“三百年”如許一個含特按時點的書名，其年夜致說明是：晚明二十余年，已開清學之先河；而平易近國頭十幾年，清學才消聲匿跡或謂演變，以“三百年”這個時光跨度替換朝代序列，似乎更為正確。原來他還想寫一部架構更巨大的《中國會議室出租粹術史》，怎奈天不假年，56歲遽回道山，一腔的學術宏愿，憾未完成。然“三百年學術史”的出書，已具里程碑式的意義，成書一百余年來，除錢穆的同名著作可與之比肩外，這般俯瞰清學全貌的名著并未幾見。
梁啟超、錢穆皆為年夜學者，對于“清學”均有深刻研討。特殊是與陳垣、呂思勉、私密空間陳寅恪并稱為近代“史學四大師”的錢穆師長教師，可謂自學成才的典范。他雖是中小學教員出生，未受過高級教導，但博學多才，以極高的天賦和扎實淹貫的學問，終成一代國粹巨匠；以“雖萬萬人吾往矣”之勇毅精力和學者風骨，終其平生為闡揚中國文明的魅力竭盡心力。
梁、錢兩位年夜學者，倘各出一本論實在屬應該，可為何要“書同名”呢？緣由在于錢穆，因其在北年夜開的三門課中，即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為選修課發布了，這和梁啟超師長教師的學術追蹤關心點可謂不約而合。梁啟超往世8年后的1937年暮春，錢穆自編的課本即為著作的雛形，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距梁啟超同名著作面世已相往十幾年。錢穆寫這本書的動身點，仍是在于不認同梁啟超書中的一些看法，并以“史家三長”之尺度，評價年長本身22歲的梁啟超有史才、缺史學，個人空間更乏史識。至于與梁著同名，恐有見義勇為之意。這讓我想起昔時北年夜的講壇，錢穆和胡適等人因學術不雅點相左而各執一說、打擂臺般的授課方法一樣，皆可不雅照昔時活潑的學術氛圍。錢穆叫板梁啟超，不正印證后者的學術不因身謝而道衰嗎？今世學者劉夢溪曾言：“國粹巨匠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錢穆當之無愧。”錢穆雖只要高中學歷，但平生成績實在令人驚嘆！那么，他們的這本同名著作，其重要不合點在哪里呢？
以文行自勵的錢穆，并不認同梁啟超有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是對于宋明理學的周全檢查而走出的一條新路的不雅點。他以為清代學術年夜流，實源于宋明理學并有所延續，二者之間，是繼續與成長的關系。可以說，此一立論，并非校勘、考辨、搜補等細節題目的差池，而是一種嚴重的學術不合。錢穆以為，清學者每言漢學必揆諸于晚明遺老，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然這些學術巨頭無不寢饋于宋學。乾隆時，稱量漢學諸家之學問深淺，也往往以宋學作為評判的尺度。道咸以下，雖漢宋兼采，但多尊宋貶漢，“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別的，對于乾嘉學者的考據方式和成績認知上，梁、錢的不雅點也年夜相懸殊。梁任公雖以為乾嘉考證學過于繁瑣，缺少清初經世致用的年夜景象，但對其治學方式和總體成績，仍在著作中以十多萬字篇幅加以確定。錢穆則以為乾嘉考證學者只知埋首書齋、專事訓詁，而丟棄了清初學者拯世濟物、學乃至用的年夜襟懷胸襟。至于梁啟超所表揚的治學方式，也只局限于考據，而“學問之事，不盡于訓詁考釋”，所以錢穆得出的結論是：清代漢學家們的治學，“缺乏以竟學問之全部也”。
還有就是對于乾嘉學派之“吳派”和“皖派”的熟悉上，梁啟超、錢穆的見解也年夜相徑庭。梁啟超以為兩派主意分歧、瑜伽教室截然有別，“惠（棟）僅淹博，而戴（震）則識斷且精審也。”錢穆則指出吳、皖兩派之內涵聯絡接觸，“東原（戴震）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于姑蘇惠氏之風而起也”，“惠、戴論學，求其回極，均之于《六經》，要非異趨矣”，明白否決將乾嘉學派作狹窄的地區劃分。我讀諸多乾嘉學人的業績發明，現實上吳、皖兩派學者生前都彼此敬佩、彼此推重，未有門派之分。劃為吳、皖兩派，不是昔時即有，實始于章太炎、梁啟超二人學說。
至于若何評價顧炎武和黃宗羲的學術位置，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成書時光、創作動因和顧炎武《音學五書》纂輯時光的考辨，以及對于清代學者及著作的思惟緣起和比擬研討等方面，兩位年夜學者的見解皆有收支，在此紛歧一具列。這兩本同名著作的出生，非但不狃于高低之形和門戶之見，反倒彼此增重，使得治學視野的廣大、鉤稽引證的精審、學術思惟的開通和見識立論的犖然，在二者的弘論中得以充足彰顯，實可稱存亡感遇，共修名山工作。倘梁啟超泉下有知，以其生前常指謫己學的恢恢肚量，定然欣喜于如錢穆般卓自表見的一代大師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