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史學大師戴逸師長教師分開了我們。翻讀林健著《歲華談箋錄:“鐵一號”紅樓與戴逸師長教師》感觸很多，遂落筆為念。
作者林健與我，以及戴逸師長教師的宗子戴寅，我們都是上世紀60年月北京府學胡同小學的同窗，林健和戴寅又同住“鐵一號”（鐵獅子胡同1號，現為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在朝府原址），倆人自幼即是好伴侶，戴逸師長教師與林健父親又同為中國國民年夜學的傳授和同事，是親如一家的近鄰。那時“鐵一號”有個后門，縱貫府學胡同，院里的孩子下學后經常都從這個后門回家，我們幾個要好的同窗也常從這個門溜出來，到年夜院里往戴寅家玩。得益于家學之厚，林健和戴寅都極會講故事，尤其是汗青故事，還有戴寅家的那些“君子書”，都引得我們不少同窗愛好聚在這里。對于從小勤學好問的林健來說，戴家也成了他汗青常識的發蒙之地。
本書的第一部門是論述的出發點，1970年。印刻在作者心中，并經由過程他的文字起首映進我視線的，是“鐵一號”紅樓里那張總掛著淺笑又可親可敬可托賴的面貌，那是“從小看著林健長年夜”的父輩和鄰人的戴逸叔叔——我們暗裡里稱之為“老爺子”。當這位“老爺子”為從西南兵團跑回京城直接投靠他家的作者做了一碗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兩人的忘年之交。他為作者贖回偷偷送到寺庫的手表，拿出本身簡直當月的所有的薪水給了要回福建老家的作者，還讓他帶上了一部《資治通鑒紀事本末》，盼望他能在這個唸書的年紀，“沒事的時辰讀唸書”。這就是阿誰年月的“老爺子”。這一組看似家常的敘事，不只為讀者交接了作者與戴逸在阿誰特別年月樹立起的特別關系，也為本書標出了“鐵一號”紅樓這條主線。
箋，手札也。手札在阿誰年月不只是重要的異地交通東西，也是傳佈信息和思惟表達的重要道路。本書的第二部門就是作者與戴逸的“兩地書”。一地是作者落腳保存的福建老家，一地就是“鐵一號”紅樓，后又瑜伽教室是江西“五七干校”。林健加入我的最愛了戴逸寫給他的36封手札。這一封封信箋，從枚舉書單、講授若何讀古文，到先容中國汗青冊本品種、文體，推舉初學者若何讀《史記》《資治通鑒》；又從“讀史乘要串起來讀”，寫到“唸書忌師心自用，又忌故步自封”。從精闢地講述漢朝與唐聚會場地朝的汗青，又寫到“搞汗青，博與精的關系尤其主要”……這些手札少則上千字，多則有萬余字，乃至書中也無法所有的詳盡援用，只選擇了手札中作者以為最重要和最應當讀到的內在的事務，而這已足夠讓讀者，尤其是想進門汗青學的讀者好好懂得體味，即使是有了史學基本的學子也會從中年夜有感悟和收獲。我不由得想摘錄一段手札，這是師長教師在某日統一天寫過一封信后又接著寫了另一封信：
“寫了上封信，再想想，我先容你讀《史記》《資治通鑒》，固然只是兩部書，但篇幅很年夜，共幾百卷，生怕太多了。想選一些，手頭無書，也不記得此中詳細篇目。《史記》一書中可先讀如下一些：本紀中的項羽和高帝（劉邦），世家中的孔子、陳涉、蕭相國、留侯，傳記中的管鮑、商君、范雎、信陵君、屈原、廉藺、孫武吳起、田契樂毅、孟嘗君、春申君、老莊、伯夷叔齊、刺客、貨殖、淮陰侯、魏其武安侯、張耳陳余、蘇秦張儀、李將軍（李廣）、衛青霍往病等、八書可暫緩。”（第57-58頁）
之所以引述這段信箋原文，是我每讀到此處，總感到像極了相聲巨匠們的“貫口”工夫。這段文字就是年夜師長教師們的孺子功啊！就像信口開河那樣，想到便能寫出，文字好像從爛熟于胸的常識庫中天然流淌出。要了解，這可是在那間豬圈旁漏雨的小屋，師長教師伏在自制的小木桌上提筆寫就的。難怪作者至今還將這些手札看作是36份“史學教案”，也看成是36課有案無書的汗青學教程。
我想，在讀那些信的時辰，作者的眼里和心里，“老爺子”已然就是名副實在的“年夜師長教師”，教書育人早已化作了本分，固然那時的先生僅有作者一人，並且只能“函授”。就連那時一路讀過和借閱過這些信的作者的親戚晚輩們，也都不無感歎地說：“這些信不是普通的信，這是一位身陷窘境的年夜學問家對你傾囊而出的珠寶，信中展露的是一片殘暴星空。”（第84頁）就是放在明天，這些信箋仍然有著可貴的學乃至用的價值，它是汗青的見證，也是可貴的精力財富。
異樣“可貴”與“可貴”的是本書的另一個“內核”——說話錄。
林健在本書開篇就道出，此書源于戴逸師長教師曾與他的五次說話，每次長達三四個小時。“說話內在的事務都是師長教師對清史的體系論述和他70年治史的理念。這些內在的事務，良多都是今朝史學界的年夜題目，更是清史研討中主要的新不雅點、新概念。”作者將這些說話做了詳盡記載并保留了上去。戴逸生前曾盼望作者能將這些說話收拾出來構成一部書。看來，師長教師很重視這些已經的說話。對師長教師之托，作者自不敢怠慢。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這部《歲華談箋錄》，就是作者傾慕聚力、反復考慮、幾經修正、不負重托的玉汝于成之作。
我們了解，無論是學者仍是作家，往往會在無拘謹的說話交通中激活潛隱于思惟深處的設法不雅點，又不時地迸收回新的思惟火花。師長教師這五次說話，時光都不短，可想而知，這此中有幾多是對早已沉思熟慮、成竹于胸的學術不雅點的從頭梳理表達，又有幾多是被激活的“靈光再現”的思惟火花。在書中，作者將這些說話記載作了既有聚集又有發散的收拾。聚集于戴逸兩部專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公約》及《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9卷本），發散于觸及此中又延長于外的很多精辟的史學論點和主要汗青細節。諸如：中國兩千年來農業假寓社會與游牧平易近族之間的斗爭在清朝時代停止的緣由和后果是什么？近代平易近族國度的界說是什么？近代國度的概念是若何構成的？以及“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久長傳統的延承等等。
在戴逸等身的專著與掌管編輯的卷帙眾多的史籍中，他20世紀70年月領命研討撰寫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公約》和90年月領銜掌管編著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是師長教師視為影響其年夜半生清史研討的兩部主要著作。前著不只為我國當局處置中蘇邊疆題目施展了至關主要的感化，也成為師長教師從中國近代史踏進清史研討範疇的開始之著；而后著則將18世紀中國汗青的坐標與世界史同步，轉變了以往中國史與世界史朋分與孤立研討的習氣，首創了將中國史，尤其是清史研討放活著界成長的佈景中加以考核并作比擬研討的先例。是以，這部9卷本巨著獲得國際外學術界承認，并被國外學者稱為“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我敬佩林健兄的有心和專心，將這些說話作了具體記載，特別收拾，深刻解析。從中我們能讀出戴逸作為史學家自發的義務擔負和作為年夜學問家應有并具有的目光。
篇幅所限，無法將這些出色說話在此“劇透”。但說話中那些我不曾了解的史實和細節，讓我讀來津津樂道，愛好盎然。能想象到嗎？昔時中俄《尼布楚公約》會談，康熙帝派出的會談使團竟有800人之眾，除兩位朝中重臣（國舅索額圖訂定合同政年夜臣佟國綱）及兩名布道士（翻譯和和諧人）作為會談代表，其余都是后勤運輸與護衛，浩大的使團后還隨著2萬多頭駝馬牛羊，這是作為使團的運輸東西和食品而裝備的。在七個多月的艱巨過程中，有四個月是在荒涼中跋涉，不只面臨風沙蚊蟲共享會議室，天天還要靠挖井取水供使團的人和牲畜飲用，而吃食竟是用馬糞燒烤、近乎生啖的牛羊肉……在我面前，這已不是說話錄中的文字，而是繪聲繪色的畫面。
如許的汗青細節，在本書的信箋內在的事務與說話錄中觸目皆是，正如作者在解讀師長教師治史的理念時所總結的那句話：“發掘汗青細節越多，離汗青的間隔就越近。”即便在最后一部門，作者先容他所了解的國度清史纂修工程啟動前后，戴逸若何在耄耋之年連合組織起全國范圍內的2000多位汗青專家學者步隊，歷經20載，完成中國百年來的一次嚴重文明工程，也是經由過程很多“細枝小節”來浮現其經過歷程的。是以，我們從中看到了，在已完成的新修《清史》送審稿總計103卷、105冊、3200余萬字的背后，還有那些無法詳盡統計的上萬萬件（卷）、幾十億字的汗青檔案文獻、海內文獻材料的彙集收拾，影印編譯以及數字化保留等等難以想象的眾多艱難的任務。此時，聚會場地我真正懂得了師長教師在承接這項將流芳長遠、澤及后世的巨大文明工程之初，那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真正的心境。
本書的寫法極具可讀性，五個部門正隱喻著師長教師同作者在三個分歧階段所具有的三種成分：一是“鐵一號”紅樓密切近鄰與父輩關系中的“老爺子”；二是機緣偶合有幸成為獨一導師“函授”獨一先生的“年夜師長教師”；三是作者的人生原點成了驛站又回到原點，師長教師仍以忘年之交暢懷闊論，不隱不諱，乃“真司馬”也！
讀罷此書，又掩卷而思，讓我想起了清人秦之本的那句“榆蔭碩且密，披襟待薰風”的詩句（《仲夏抒情和陶公蒲月旦作韻》）。林健兄曾榮幸地在戴逸師長教師的庇護與獨享教導的“榆蔭”之下，又能幸福地與師長教師“披襟”泛論所思所想所講座場地學，但他并未獨享私躲，而是將所有的所得，傾慕、傾力、傾情地寫成了這部《歲華談箋錄》，從而讓更多的讀者能領略戴逸師長教師的為人治學之道，“薰沐”師長教師的大師德馨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