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洪業師長教師用英語撰成的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一書的中文版《杜甫：中國最巨大的詩人》由上海古籍出書社出書。這部最後出書于1952年的杜甫列傳，由曾祥波師長教師譯出，在六十年后終于有了一個便于國人瀏覽的中文版本。2020年又發布了全新的修訂平裝版（以下簡稱《杜甫》，引文及頁碼據此2020年版），行銷至今不衰。這般，在馮至、陳貽焮、莫礪鋒諸位師長教師所撰的杜甫列傳之后，又有洪業師長教師這部杜甫傳在讀者中傳播，各具異彩，可見杜甫永恒的魅力。
《杜甫》作為列傳作品，固然迄今仍被公以為英語世界關于杜甫研討的最主要的作品，但并非沒有批駁看法。撰寫《洪業傳》的陳毓賢密斯有緣親炙洪業師長教師風度，她在傳中稱洪業師長教師熱愛杜甫，乃至“碰到古今中外任何人對杜甫的為報酬政有所詬病時，他便忿忿不服。從來評論極為中肯的他，在這一點上似乎有掉學者應有的客不雅立場”（《洪業傳》，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69頁）。后來她在《洪業如何寫杜甫》一文指出：由于“洪業其實太愛好杜甫了”“也由於他愛好杜甫，總為杜甫設身處地著想，掉往了一份作傳人應與傳主間堅持的間隔，漢學家一貫以為這是《杜甫：中國最巨大的詩人》的瑕疵”（《西方早報·上海書評》，2012年10月28日）。
確如陳毓賢密斯所說，洪業師長教師不克不及容忍其他任何人，包含古今中外之人，對詩人或其詩有哪怕一點曲解。他在本身的文章《我如何寫杜甫》中提出“打鬼”“迎神”說。詳細說來，“打鬼”即洪業師長教師在《杜甫》一書注釋中，經由過程史事及文獻考據，不厭求詳地指出後人之錯誤，頗有“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的意思。而終極目標是在列傳本文向讀者發布貳心目中接近真正的的杜甫，即“迎神”。用他的原話，即“驅趕了妖精厲鬼，好騰出座位來，讓神坐”（《杜甫》附錄二，第360頁）。乃至我們在讀《杜甫》時，會發明列傳本文清楚曉暢，而對應的注釋學術性很強，對很多讀者來說，注中有些考據甚至顯得過于通俗或許細碎，令人看而生畏。
洪業師長教師關于杜甫其人其詩的考據手腕，于《杜甫》注釋天然有集中表現。今拈數例，以不雅其特色。
其一，考據杜甫之為人父并無偏疼。
杜甫有宗文、宗武二子，其詩《得家信》“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一句中的“驥子、熊兒”，究竟若何對應宗文、宗武，歷來杜詩注家多以“熊兒為宗文，驥子為宗武”。《杜甫》有一注釋，長達八九百字，具體辨析此事，并且洪業師長教師非常在意二子之長幼次序遞次。該注臚陳宋人王洙、蔡夢弼，明胡震亨（其子胡夏客），清朱鶴齡、張溍、仇兆鰲、浦起龍、楊倫諸家不雅點，以為“偽王洙注”誤導甚重，乃至“熊兒為宗文，驥子為宗武”幾成定論。最后指出，只要仇兆鰲《杜詩詳注》所引胡夏客語“驥當是宗文，熊當是宗武”終極起到澄清錯誤的感化，且講明“驥子是宗文，杜甫的宗子”。在辨析經過歷程中，洪業師長教師援用了包含《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王狀元集百家注紀年杜陵詩史》《杜工部草堂詩箋》《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等宋元以降近十種杜詩文獻書目，還有《毛詩注疏》，非專門研討杜詩學的讀者能夠感到下面內在的事務可有可無，甚或難以卒讀，那么，洪業師長教師為什么要如許做呢？
注中洪業師長教師述及美國人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密斯以為杜甫能夠偏心季子的不聚會場地雅點，對此表現關心，以為“這是一個頗為嚴厲的結論”。顯明他對此有所猜忌，為此他細述對杜甫能夠存在“偏疼”的遺憾：
當我仍是一個孩子，在讀《憶季子》和《遣興》的時辰，我也在為這種設法所迷惑，杜甫更關懷他的季子，而不是宗子。作為家中的宗子，我天然會有一種靈敏的遺憾，看到本身最愛的詩人也有普通怙恃所具有的偏疼。顛末了快要四十年的時光，我才發明偽王洙注使我們都——除了胡震亨——誤進失路，驥子是指宗文，杜甫的宗子。（《杜甫》，第138頁腳注）
《杜甫》出書后十年，洪業師長教師經由過程《我如何寫杜甫》一文再次流露其心態：“自兩宋以來的學者，除了一個以外，都眾口一詞地說驥子是宗武的奶名；因其聰慧勤學，杜甫特殊愛他。宗文不成器，杜甫難免掃興。關于這一點，我于幾十年中，每想到，頗覺不快。”用洪業師長教師本身的話說，究竟杜甫平生待人接物都是“縱情盡義，不偏不濫”“何至家庭之內、父子之間反而否則？ 這是我老早該想到的”。他不吝抬出本身的父親來同杜甫比擬：“我先父對于諸兒厚此薄彼，向無偏心地表現……我常想這是做父親最好的模範。杜甫呢？ 他竟不愛宗子，偏心次子；難免大德之累。”（《杜甫》附錄二，第368頁）
讀至此，我們不由要問，為何洪業師長教師對杜甫能否“偏疼”一事這般在意，以致于在長達近四十年的時光里未能放心？ 直到他留意到仇兆鰲《杜詩詳注》引胡夏客語“驥當是宗文，熊當是宗武”，近四十年的迷惑才一網打盡，乃至“跳起年夜叫：這說法正對，可以破千古之惑”“如許一想，似乎多年痼疾，一旦打消，真愉快得很”。（《杜甫》附錄二，第368頁）洪業師長教師于杜甫父子關系處反復申述，力求證實杜甫看待長幼二子并無偏心。本來假如認可杜甫偏心季子，恐有損“詩圣”之大德，而經此考據，一舉廢除了杜甫存在“大德之累”的能夠，證明其情之不偽，年夜有利于保護貳心目中“詩圣”的抽像，難怪會這般“愉快”。
其二，考據杜詩版本之偽及詩注之誤。
在浩繁“打鬼”案例中，洪業師長教師對錢謙益的批駁頗見其學術功力，當然也見其光鮮立場。他對明末清初錢謙益及其箋注杜詩的警戒與猜忌歷來有自。頒發于1940年的《杜詩引得序》細述錢謙益箋注杜詩的顛末，曾“舉出十端可疑詰責其所獨用紹興三年（1133）建康府學所刻的吳若校注之本”，其結論為“生怕或是錢氏所捏造”。（《杜甫》2011年版舞蹈場地“附錄二”，第321-331頁）羅列“十端可疑”，可見其雄辯的力度。
此后寫作《杜甫》時，洪業師長教師延續著對錢謙益所用吳若本的猜忌。書中凡有觸及錢氏的相干結果都予以考辨再加取用，對錢注時有糾謬，謹嚴之余偶有痛駁。好比對錢謙益應用吳若本獨佔的校記擅改杜詩“風林纖月落”為“林風纖月落”一事頗為賭氣：“不只是由於仇兆鰲以為它更好，還在于錢謙益的‘吳若本’指出這一異文出自一個945年聚會場地的版本！ 由於我沒法經由過程其他道路證實它，我只能以為它是錢謙益捏造的，不予置評。”（《杜甫》，第20頁）
1962年的《我如何寫杜甫》講述了他對錢謙益及其注杜的立場：
杜集的各類舞蹈教室注本，也垂垂地採集多了。此時我才了解，在杜詩的汗青中，明末清初的文豪錢謙益占了很是主要的位置。看了《錢注杜詩》，我才了解杜詩版本有文字分歧的題目；杜集編次有詩篇前后的題目；杜句注解有典故捏造的題目；杜甫現實有史傳誤掉的題目。似乎錢氏已處理了一年夜部門；無怪他自夸“鑿開鴻蒙，手洗日月”。但因他自夸，又因他不像一個忠誠老實的人，我雖愛看他廣博的考據，靈敏的結論，我總時辰防備著，怕上他好漢欺人確當。（《杜甫》附錄二，第353頁）
這段話學術含量實足而頗為諧趣，光鮮的學術結論隨同著對錢氏學術及人格的評價。從其自述來看，跟著經歷漸長，洪業師長教師在幾十年里對杜詩懂得增添不少，在採集杜集各類注本之后，他對錢謙益及《錢注杜詩》在杜詩學史上的要害腳色有了加倍深入的熟悉。
1974年的《再說杜甫》一文不雅點又有轉變。“我買得六冊（1957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宋本杜工部集》），重復校考之后，不得不變革前此二十九年我的舊說。我過錯猜忌了錢謙益捏造其吳若校本。”此時他有關錢謙益捏造吳若本的不雅點因經眼版本什物而有所修改，不外對錢謙益仍不放過：“實則錢氏于吳本輒有增削挪移而不闡明，遂使我疑吳本不至這般罷了。”（《杜甫》附錄三，第377頁）錢氏捏造吳若本的罪名姑不成立，但其“增削挪移”舉措不少，仍須批駁。近年曾祥波師長教師撰有《〈錢注杜詩〉注文抉原》（《文史》2023年第3輯）一文，對錢注之成立作了細致辨析，可知洪業師長教師對錢小樹屋氏及其注杜的猜忌有充足的公道性，可以參閱。
其三，考據杜甫任官及為政有干才。
關于至德二載（757）杜甫被錄用為左拾遺的告身能否作偽，歷來有分歧不雅點。由于鑒定此告身真偽對考核杜甫何時抵達鳳翔很是主要，所以洪業師長教師在其言語之間對妄改杜集的編輯者、告身的作偽者表示出極年夜的氣憤。他在《杜甫》注中深信告身出于后人捏造，“且非論學者對這一告身的廣泛接收，我絕不遲疑地以為這是一件假貨”。他給出了來由，一據唐代文書體系體例，指出此告身若與靠得住的《文苑精華》所載韋濟的拾遺錄用比擬，“作偽者對唐代用法的蒙昧立即昭然若揭”。二據杜甫作品集尋得內證，杜甫在《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自署官銜用了一個“行”字，這在唐代文書法用法表現他此刻的官階要高于左拾遺。“作偽者按照某些蒙昧編輯者的修訂，將‘行’改為‘行在’，把杜甫錄用為‘行在左拾遺’！”（《杜甫》，第136頁腳注）此項考據觸及唐代官制文書與杜甫作品的版本傳播，非有相當文史功力不克不及為。
從古到今，詩人多被以為無邪而不實在際，多受政治老練之譏評（好比李白），在洪業師長教師這里，我們的詩人杜甫是個破例。洪業師長教師的《再說杜甫》一文頒發于1974年，晚于《杜甫》英文原書出書二十余年。該文提到《年夜英百科全書》發布新版，而杜甫一傳終極未用洪業所撰版本，撰者“既批駁杜甫的詩篇鮮見抒懷作風，又拾宋祁余唾，說杜甫的政見多是高而不切”，洪業師長教師歷數其謬，力證杜甫“不是一個徒作高論，分歧現實之人”，并稱“我為杜甫叫冤，非常悲憤”。并重提往事，誇大本身已在《我如何寫杜甫》文中取《新唐書》宋祁所撰的《杜甫傳》，逐款駁其錯誤，結論是：“杜甫論事常有先見之明；他設策以實用為要；他顧問有見效之功。”（《杜甫》附錄三，第376頁）批駁古人（也是洋人）的同時，不忘再次拎出北宋之宋祁予以痛駁，表示出的保護杜甫之感情較前有增無減。
洪業師長教師《杜甫》書中的考據，其保護杜甫當然一以貫之，但對詳細題目的考據不雅點并非一味執拗己見，不乏史學考據的嚴謹，也同時顯出他的老實可親。如前所述，他對錢氏及其注杜的不雅點前后頗有變更，無論是雄辯、痛駁，仍是修改之后再加批駁，均有好惡表達，然都未超越學術會商的范疇。他在《再說杜甫》文中《杜詩引得》及《杜甫》一書宜作修改處作了檢查，多有正誤補闕，對本身及別人有關杜甫研討的“考據忽視”和“結論紕繆”停止了深入反思：
我近日思之：人自聰慧，何故偶爾考據之忽視如彼？ 又何故偶爾結論之紕繆這般？ 殆好勝之心能塞蔽聰慧，亦如前人所謂利令智昏耳。我今年著作輒不免難免過錯，殆亦坐此病。著作非同打球、競走，好勝有害。求真之真，成美之美，若被好勝之熱所熏灼至于繁茂，則為著作之年夜害，不如無作。……后賢之遽罵前修，殆不成為法。而智者千慮，或亦不止一掉歟？（《杜甫》附錄三，第384頁）
“求真之真，成美之美”理應成為學界提倡的學風，“若被好勝之熱所熏灼至于繁茂，則為著作之年夜害，不如無作”，置之本日，也不無實際意義。
據此，我們很難說洪業師長教師的杜甫列傳寫作存在決心的溢美之詞。不成否定，他總會不由得頒發一些頗顯性格的評論與感歎，但老是那么確切，足以動人。每當讀到那里，就會讓我們忘卻他是一位汗青學者，曾以史學考據見稱，最能見出他對杜甫的一片密意。
好比憐惜。在《杜甫》一書的“引論”中，洪業師長教師說杜甫在詩中寫下本身的悲歡，在長段展排之余，不由感嘆詩人所處的時期：“可那是如何的一個時期啊！ 一個那時全世界最為光輝的帝國，它享用過持久的安靜，擁有繁華殘暴的文明，卻突然被拋進了最深、最凌亂的漩渦，形成這一切的是政治詭計、腐朽和戰鬥。”（《杜甫》，第9頁）
再如設身處地的同情。他不由得對杜甫在《進〈封西岳賦〉表》一文中頌揚新輔弼楊國忠頒發評論：“我們禁不住會想，這一實在在不值得我們優良而正派的詩人杜甫往做啊！”旋即又為詩人擺脫：“不外，我們必需同情他心坎掉臂一切的盡看狀況。”（《杜甫》，第103頁）這個時辰并不以杜甫阿諛了一位奸相而有損“大德”，而對詩人報以極年夜同情。
有時他會施展想象力，重建汗青情境。為了證明詩人在至德元年（757）隨駕返京，洪業師長教師在史事考據之余，繼從道理上予以強化：“不，不克不及奪往杜甫的這段經過的事況。就像寫我們今世好漢喬納森溫萊特將軍（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令人崇拜的經過的事況，而把他于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密蘇里號’上見證japan(日本)降服佩服的經過的事況扼殺失落一樣。”洪業師長教師以為“愛國精力是杜甫性情中杰出的一部門”，詩人“在禁受了這么多顛沛坎坷之后”，值得擁有享用成功的時辰，這一成功差可安慰詩人磨難的平生。他甚至替詩人腦補了抵達長安的畫面：“757年12月8日這一天對杜甫來說必定畢生難忘。我可以想象杜甫看到長安城前喝彩和嗚咽的人群時是若何的喜不自禁、老淚縱橫。”（《杜甫》，第148頁）禁受日寇侵犯和囹圄之災的洪業師長教師，也經過的事況了中國抗克服利的巨大時辰，寫至此當會廢筆興嘆吧。
需求留意的是，洪業師長教師情不克不及已的抒情往往在考據之余，并非使情勝于理。正如曾祥波師長教師在譯后記中所說，“史學考據的能事已畢”，他才有“突然筆鋒一轉”的感情表達，此先后及主次關系不成倒置。朱東潤師長教師在《傳敘文學與人格》中說：“我們只能以現實駁斥現實，不克不及以群情駁斥現實，由於群情的成果只是群情。”（《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204頁）考據屬于學術范疇，其成果是力圖接近“現實”，列傳作者的評論與感情不成超越這一條件。洪業師長教師有關杜甫的考據頗顯“好辯”的意氣，但都不離求是求真的學術準繩。也可以換個角度說，現實究竟占了優勢，他接收了汗青的本相，最典範的莫過于前述杜甫阿諛了楊國忠一事。
對于酷愛中國詩歌與文明的讀者來說，杜甫當得起“最巨大的詩人”這個稱號。深研唐詩的陳尚君傳授也稱，“和很多詩人比擬，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處于第一第二的地位沒有題目”（《他（杜甫）的詩是人生經過的事況的一個心靈史》，《西方早報》2012年4月27日訪談）。不得不說，由於是杜甫，也只能是杜甫，我們可以或許懂得洪業師長教師在考據之余表示出的一切與杜甫相干的遺憾、氣憤，還有他的一往情深，這一點恐是東方漢學家所不克不及領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