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是宋人的主要寫作類型之一，不只多少數字較前代激增，並且基礎體式也在兩宋定型成熟。就宋人的筆記不雅念與寫作心態來說，論者重要繚繞筆記漫筆隨錄的特徵睜開切磋，為兩宋筆記總結出了游戲閑談、補史之闕、考辨正誤等三種著作念頭，分辨對應著志怪瑣聞筆記、史料筆記與學術筆記這三種主要的門類。
總體來說，兩宋筆記作者特殊是北宋筆記作者對于這一著作體類年夜多以大1對1教學道末技視之，一方面不會對其抱以特殊嚴厲當真的寫作立場，另一方面更不會以為本身可以憑仗筆記取述完成立言不朽的人生尋求。可是，跟著印刷術的普及、常識階級的急劇擴大與下移，以及貿易出書的繁華等景象在南宋的呈現與成長，在筆記作者間逐步發生了一種“空言”心態，終極成長成了可與上述三者等量不雅之的另一種極為主要的筆記取述念頭“托諸空言”，對兩宋筆記的文本形狀變更也發生了極端要害的影響。
以“空言”依靠人生體悟與幻想
“空言”概念最後見于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記下的孔子之語：“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指的是只起褒貶感化而不見用于當世的談吐主意。由于孔子作《年齡》時正處在不被重用、無法行道于世的潦倒時代，故而司馬遷又為“空言”一詞付與了另一層意義，即或許能在后代發生感化或影響的無用于現世之言。南宋時代畢生崎嶇潦倒潦倒的士人，在發明本身無法經由過程傳統的為官行道、館閣編書、注經修史、撰寫詩文等主流方法立言傳世時，便開端遵守司馬遷之說，將底本只是大道末技的筆記視作或可自見于后的“空言”。
莊綽《雞肋編》自序云：“阿瞞之績，無見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后。是難道雞肋之臘邪？然方其撅蘆菔、鳧茈而餓于墻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于兔肩，視牛骨為愈矣。予之書殆類于是，故以‘雞肋’名之。”他應用曹操的雞肋典故，完善地將筆記之言與“空言”相融會。定軍山一役曹操敗了，于是在講述他與劉備爭取漢中的文字里，當然沒有曹操的任何功勞，只剩這段對戰鬥終局毫有意義的雞肋故事。一如筆記中雜亂狼藉的內在的事務，和士年夜夫安居樂業的品德文章比擬是那么眇乎小哉。但是，曹操的雞肋故事畢竟取得了千古傳播，那么誰又能了解筆記中的這些“空言”會不會異樣取得傳世不朽的際遇呢？
洪興祖在為友家教人方勺《泊宅編》所作的序文中表達了雷同的情感，他先感歎方勺學博志剛卻分歧于世的潦倒人生，隨后提出《泊宅編》的游戲文字間寄寓了方勺胸中諸多的不傳之妙。洪興祖這番尺度的“托諸空言”說辭獲得了方勺自己的承認，于是方勺請他為此書作序，并讓《泊宅編》就以“空言”的方法傳播于人世。
促生筆記文本形狀新變
跟著筆記取述念頭重生了“托諸空言”一途，筆記的文本形狀也在南宋響應地產生了主要變更。既然要托諸筆記之“空言”將作者的高深看法甚至個別性命傳之于后，那么筆記的著作內在的事務勢需要擴大至士年夜夫常識構造的各個方面，不克不及只局限在抄寫街談巷尾之說或別人閑談所云的傳統上。筆記的寫作方法是以徹底從抄寫改變為撰寫、由編錄改變為著作。
學術筆記的占比在南宋的急劇進步就是這一變更的無力反應，費袞在《梁溪漫志》自序中果斷地表現，筆記異樣承載著作者之所學，與傳統的垂世立教之言完整雷同，只不外由於無所用于當世才被認作是“空言”。不只這般，費袞還一一羅列了可供作者垂世立教的談吐類型，包含制誥、奏疏、論策等，試圖表現筆記的價值意義與這些談吐類型相分歧。值得留意的是，費袞枚舉的談吐類型并不是史部著作，而皆為集部之文，這意味著南宋士人呈現了以集部思想看待筆記之言的景象，使筆記承載的常識構造產生了由史到集的擴大。
無獨佔偶，楊萬里異樣以比附集部與托諸空言的思想言說曾敏行的《獨醒雜志》。楊萬里在為這部筆記撰寫的序文里起首高度確定了曾敏行的學問與識斷，并以為這般人物應該取得流芳后世的標準。楊萬里很是明白，曾敏行就是才高而不失意的不幸之人，等候他的將是言行無傳的終局。隨后他將話題轉小樹屋到這部筆記之上，將其視為打破困局的方法，讀者不只可以借助《獨醒雜志》增廣自我學問，更能由此看到作者曾敏行的學問識斷，想見其人風神。對于楊萬里自己來說，他不需求借助撰寫筆記的方法就可以告竣立言不朽的尋求，但他以當世名臣文豪的成分說這么一番話，卻為當時已更為強大的基層士人群體供給了便利之門，反過去又增進了“空言”心態的進一個步驟普及。
供給新的立言方法
在南宋各階級士人以集部思想闡述筆記之“空言”意義的同時，南宋最主要的基層士人群體——江湖文人早已開端從事“空言個人空間”心態下的筆記取述，尤其當他們在晚歲偶爾重講座場地見本身早年的率意漫抄時，城市慎重地將之視為一段可貴的自我性命陳跡。王灼就是在暮年偶得本身年少時的論詞手稿，盡管也發生了一些頗悔少作的心境，但卻沒有像士年夜夫慣常所為將這些文稿焚棄，反倒將其次比增廣為五卷，目曰《碧雞漫志》。
對于宦途顯赫或文名已盛的士年夜夫來說，他們已然得享極高的詩文傳播度，到了暮年也不會煩惱本身能否可以或許取得立言傳世的機遇，而是忐忑將以如何的抽像被后人言說，于是他們會焚棄不合適自我抽像等待的早年作品。但對于王灼如許畢生流浪江湖、寄人幕下的文人來說，把持自我后世抽像的建構完整是不著邊沿的奢看，由於士庶都對他的文字沒有太年夜的愛好，本身的個別性命也就無從取得承載與傳播。所以，這部年少初成的《碧雞漫志》很能夠是王灼的少年舊事在此刻的獨一記載，除此之外，他便再也尋覓不到這段本身人生中最為敞亮的性命陳跡。
詩文難行的江湖文人，其筆記之所以易傳，很能夠是由於著作與瀏覽筆記所需的常識門檻絕對降落所致。南宋中期之后，跟著在科舉中被裁減上去的具有必定常識基本者不竭沉淀于世俗社會中，常識自己也產生了普及與下移，也從另一方面無力晉陞了筆記的傳播度。普通而言，沉溺世俗的常識群體畢竟學問無限，瀏覽士年夜夫的經史著作、詩文別集對于他們來說仍是有些艱苦，駁雜淺易的筆記更受他們喜愛。出書業很快對這番市場需求作出了反映，相較于筆記取作在北宋時期只能依附手本情勢傳播，南宋的貿易出書有著極高的發行筆記的熱忱。書商甚至還會經由過程各類手腕謀得市場熱度極高的筆記作者最新撰成的筆記，在作者絕不知曉的情形下擅自將其刊刻出書發賣。在如許的時期周遭的狀況下，江湖文人越來越將自我性命依靠在筆記之上，在著作時抱以自我學問與個別性命賴此而傳的心態。
例如，陳善就以為本身終生為學的精神盡在所撰筆記《捫虱新話》中，他將筆記取述視為生平甲等年夜事，也就是自我性命之所寄。在如許的寫作心態下，陳善當然不會再如前代作者那樣漫筆以記別人之言，而是勤力撰述自我認知，甚至還會不時考慮修正，使筆記文本逐步變得編次有序、頭緒清楚起來。更為極真個例子當屬俞成，他令人驚奇地在四十歲徹底廢棄舉業，卻猶孜孜不倦地切磋細究夫子之言，可見他實在是不愿廢棄儒生成分的，也仍然希冀著可以或許完成與之響應的性命價值。好在筆記為舉業晦氣的他供給了后退一個步驟的空間，他可以專注于筆記的著作以告竣自我幻想，從而不負至圣先師的教導。于是乎，俞成便以極致謹慎的寫作立場在余生時間里全力寫出了一部學術筆記《螢雪叢說》。
成長至此，本就在內在的事務題材及故事起源方面與世俗社會有著萬縷千絲關系的筆記，終極在游走于士庶之間的南宋江湖文人手中收回了最為精明的光線，為他們供給了新的且更為合適的立言方法，極年夜地增添了他們傳名于后的機遇。盡管出仕為官與著書立說仍然是士人最為主流也是最受承認的安居樂業之業，進士落第或具有必定政治、學術申明的士年夜夫，仍然不把筆記看得那么主要，可是在江湖文人大批的“空言”式筆記取述的影響下，南宋士年夜夫看待筆記取述的立場畢竟會比北宋士人嚴厲當真得多。究竟無論他們記載的內在的事務是可補史闕的故事，仍是對于經子學問的看法，抑或荒謬不經的鬼魅奇聞，城市被后人視為可以清楚其學問、想見其風神的一段性命陳跡。
（作者系復旦年夜學中文系副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