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湯用彤的來往，多為學人所知，并有專文論述。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來往，卻少為人知，即使有所觸及，也是散落在分歧的作品中，未見有人專門探討過。
究其緣由，錢穆與熊、梁二人固然都在北京年夜學任過教，都是傾慕于西方文明且卓有成績的大師；但是，他們任教北年夜的時光并紛歧致，尤其是錢穆與梁漱溟，最基礎沒有交集，也沒有一起配合過。錢穆與熊十力固然曾為鄰人，有段時光往來甚密，但他們畢竟同心同德。
即使這般，錢穆與熊、梁二人的來往仍有很值得回味的處所。
在北平的來往
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來往，始于1933年。
那段時光，錢穆正任教于北京年夜學汗青系，講課的同時，還撰寫《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通史課程綱領》等課本，很受先生接待。他與北年夜哲學系傳授湯用彤（字錫予）來往親密，成為好友。1933年春，湯用彤的老友熊十力從杭州來京，一時沒找到適合的住處。湯用彤知錢穆所住的二道橋室第面積很年夜，有三院四進，便和錢穆磋商，設定熊十力也住了曩昔。如許，熊十力成為錢穆的新伴侶。而梁漱溟、林宰同等人，與熊十力訂交最為親密，一無機會便聚在一路，故而，錢穆也就很天然地與這些人有了來往，並且對此頗為器重。
據錢穆暮年回想，他先是和母親住在西城二道橋，年假時將母親和家屬送回姑蘇，春節后單獨返京。湯用彤見錢穆一小我飲食未便，就勸他搬到南池子湯家居所，設定他住在前院一個書齋。錢穆搬離二道橋后，偌年夜的室第只要熊十力住在第三進院子了，湯用彤便又邀一位北年夜先生住到第一進院子。不久，蒙文通也因湯用彤的推舉到北年夜汗青系任教，于是有了錢穆、湯用彤、蒙文通的一次今夜泛論。蒙文通與熊十力昔時都在歐陽竟無的內學院同時聽講，二人是老瞭解，只因熊十力正寫《新唯識論》，蒙文通不認為然，所以二人會晤后老是相互爭辯。錢穆則為他們做緩沖。如許，他們幾人很天然地構成一個伴侶圈。而這個伴侶圈里，不久后還參加了林宰平、梁漱溟。正如錢穆《師友雜憶》中所憶：“除十力、錫予、文通與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兩人，時亦參加。惟兩人皆居前門外，而又工具遠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僅得五人相聚。宰平與漱溟則不易相值。”
按理說，錢穆與梁漱溟之間應當有良多配合的話題。錢穆早在1918年便出書了《論語文解》，以后又陸續出書了《孔子研討》《孟子要略》《王守仁》等書，對孔門儒學有很深的情懷。梁漱溟對孔門之學的情懷，則有過之而無不及。1918年春季，梁漱溟在北年夜校園內刊載啟事，征求同好，對孔學做不按期研討。1921年，梁漱私密空間溟出書《工具文明及其哲學》，更是指出人類文明不久的將來，將轉向以孔學為代表的中國文明的回復，提振了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信念。不只這般，無論錢穆仍是梁漱溟，他們都不是猛攻舊思惟的人，而是要從舊傳統中開出新思惟，從而使中國文明從頭煥發光線。所以，假如錢穆與梁漱溟是在新文明活動時代相遇，一定會有良多深刻的切磋，有極年夜的能夠成為一面之交。但是，他們偏偏是在1933年才開端來往，顯然有點晚了。從1924年開端，梁漱溟便辭往北年夜教職，努力于救國救平易近的社會運動。1931年，梁漱溟開端在山東鄒平縣奉行村落扶植；1933年，第一次全國村落任務會商會在鄒平召開，梁漱溟成為中國村落扶植的代表人物，奔忙于全國各地。所以，他每回北京，固然都要與熊十力等人會晤，并由此與錢穆有了來往，但是，他們之間并沒有深刻的交通，也沒有儒學方面值得說起的舊事。
風趣的是，《師友雜憶》中卻是記錄了一件帶有奧秘顏色的大事：“某日，有一人自四川來。其人善相，門第相傳已三代矣。其來特為梁漱溟相，即住漱溟家。漱溟特邀十力錫予同余俱至其家，請相士逐一為余三人相。又一日，其人特來南池子錫予家余室中，十力亦在，彼又為余三人相，所言皆能微中。謂十力乃麋鹿之姿，當常在山林間。并言漱溟行動輕，下梢恐無好結束。言余精氣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態，此下當能先后如一。”
抗克服利后，錢、梁的四次會晤
在北平來往過一段時光后，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來往便很是少了。
在往后的歲月里，錢穆與梁漱溟則有四次會晤。
前兩次是在1945年11月的成都，會晤時光很是長久。不外，細想起來，很有興趣味。
那時，抗戰曾經成功，國共會談簽署了《雙十協議》，決議以政治協商會議的情勢，為多黨派一起配合供給新的舞臺。錢穆那時任教于華西年夜學，他固然一直一墨客，歷來不從事政治運動，但講課之余，仍是撰寫出書了《政學私言》。《政學私言》收錄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中國社會之剖視及其瞻望》《農業國防芻議》《戰后新首都題目》等多篇政論文，是錢穆聯合實際，從中國汗青文明的傳統動身，為幻想中國的樹立與回復所作的切磋。說來也巧，該書的樣書剛到錢穆手中，梁漱溟便來造訪。
對此，錢穆在《師友雜憶》中稱：“一日晨，方出門往上課，梁漱溟忽來訪。余告以正值有課，漱溟曰，不妨，我來成都小住有日，并暫居君之隔壁。遂約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學私言》一冊與之，曰，君倘夜間得暇，可試先讀此書。”梁漱溟瀏覽錢穆關于國度年夜事的看法后，頗感興奮，以為錢穆與本身有了更多的相合之處。
自1937年日軍對中國動員周全侵犯戰鬥以后，梁漱溟的村落扶植活動很快遭到撲滅性的衝擊，無法持續下往。這種情形下，他以為中國最主要的事就是連合起來，配合抗日，隨后奔忙于國共兩黨之間，盡力促進連合抗敵的局勢。他還與黃炎培等人倡議創建了國共兩黨之外的最年夜政治組織——中公民主政團聯盟，在噴鼻港開辦平易近盟報紙《光亮報》，把本身與中國題目的處理很是慎密地聯絡接觸在一路。抗克服利后，他以為年夜局基礎已定，決議不再餐與加入實際政治，轉而要搞文明研討任務。但是，當他于1945年11月達到重慶的時辰，正遇上公民黨想要接受西南的復雜局勢。在他看來：“那時的西南如果弄欠好，很有成為西班牙第二、迸發有國際佈景的內戰的能夠。我不克不及坐視不睬，無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進實際政治里。那時，平易近盟積極地搞起來，大師不讓我走。大師說：假如迸發了內戰，你還能搞什么文明研討任務？ 如許，我就餐與加入了舊政協。”梁漱溟即是在這個時段來見錢穆的，並且想要錢穆與他一路幹事。由此可見，梁漱溟對錢穆仍是很有等待的。不外，第二天的扳談畢竟仍是讓他們各奔前程。
在錢穆回想中，第一次會晤后過了一日，錢穆前去梁漱溟住處。會晤后，梁漱溟告知錢穆，他預計開辦一文明研討所，約請錢穆與他一起配合。錢穆立即批准，并問此事將于何時開端。梁漱溟說：“當局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此事有成果后，立即停止。”又說：“《政學私言》已讀過，似為政治協商會議進言。”錢穆否認了梁的說法，稱：“否則，墨客論政，僅負言責。若求必從，則舍己田耘人田，必兩掉之。君欲作文明研討，以提倡后學，茲事體年夜，請從本日始。若俟政治協商會議有結果，則河清難俟，恐僅空想耳。”顯然，錢穆不以為那時的政治協商能有什么結果。梁漱溟對此很不認為然，很不興奮地站起來說：“我很分歧意你說的話。男年夜當婚，女年夜當嫁，本日公民黨與共產黨兩黨對立，假如不克不及聯合，改日國是又若何可看？”錢穆答覆：“你說的話當然對，但也須有緣。你是想要做怙恃之命呢？ 仍是僅僅為媒人之言？ 現在方盛倡愛情不受拘束，你怎么不了解？”梁漱溟當然聽得出錢穆的弦外之音，怫然說：“知其不成而為之，本日年夜任地點，我亦何辭！”就如許，二人交淺言深便離開了。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錢穆與梁漱溟的分歧。錢穆固然關懷國度年夜事，但他一直一墨客，把本身完整定位于文明擔負上；他固然也親密追蹤關心實際，寫出《政學私言》如許的政論作品，但一直不愿意直接介入政治。而梁漱溟，則歷來有“吾曹不出若蒼生何”以及“舍我其誰”的高度自負，以為本身被付與一種巨大的天命——那就是處理中國題目甚至人類題目的汗青任務。為此，他不只是要撰寫《工具文明及其哲學》那樣震古爍今的巨作，更要將本身的性命投進到中國題目的處理上。這就是兩人在最基礎上的分歧。由此，也就決議了他們之間無法在特定的汗青佈景下構成一起配合。
此后，錢穆還在京滬列車上兩次巧遇梁漱溟。那時梁漱溟常往復京滬間，列席舊政治小樹屋協商會議。第一次會晤時，梁漱溟告知錢穆：“每憶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誠年夜不易，茲當勉姑試之，不久或功成身退矣。”第二次巧遇時，梁漱溟告知錢穆：“君來正佳，我此往堅求告退矣。”語未幾時，錢穆便下車了。這是他們最后一次會晤。錢穆暮年回想此情此景后感歎：“京滬車上之最后一面，則猶不時在余之心目中也。”可見，他是多麼器重與梁漱溟的來往！
錢、熊最后一次會晤及三人日后情況
《師友雜憶》中最后一次提到熊十力、梁漱溟，是1949年產生的工作，也是錢穆與熊十力舞蹈場地的最后一次會晤。
那時恰是新舊政權行將瓜代之際，錢穆與唐君毅一路抵達廣州，碰到張曉峰，又預計前去噴鼻港辦學。在如許的情形下，錢穆仍能想到熊十力、梁漱溟，稱：“又一日，與君毅同往廣州鄉下訪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進室門生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先生家。余兩人留一宿。十力亦有意離年夜陸，后往北平，聞其卒于滬上。又梁漱溟時在重慶，余與某君晤，頃已忘其名，由其作書勸漱溟來粵，亦未得復。”由此可見，錢穆1945年雖未能與梁漱溟一起配合辦文明機構，但心坎一直留有一些期盼。而梁漱溟，天然不會和他一路分開邊疆。
此后，錢穆前去噴鼻港辦新亞書院，后來假寓臺灣，撰寫出書了《中國歷代政治得掉》《國史新論》《朱子新學案》《師友雜憶》等很多著作。在其身后，《錢賓四師長教師選集》出書，其他著作亦不竭重版，發生深遠影響。
《師友雜憶》中，錢穆不只回想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來往，並且在回想本身受馬一浮約請到復性書院報告時，將熊十力與馬一浮放在一路停止了比擬，稱：“一浮衣冠整肅，看之儼然。而言談間，則共享空間名流風騷，有六朝人氣味。十力則起居無標準，言談無繩檢。一飲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獨進為快。同席感不適亦掉臂。然言談群情，則必以圣賢為回。就其成績論，一浮擅書法，能詩，十力盡不近此。十力暮年論儒，論六經，縱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視之，轉為拘束矣。但兩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昔時，兩人心坎同感寂寞，故若所語無分歧。及在復性書院，相從講學者逾百人，于是暢所欲言，乃若所同不堪其所異，暌違終不克不及免。”
而對于梁漱溟，錢穆曾在《中國汗青研討法》中評價過梁的作品，稱：“文明并非便是一套哲學，哲學亦僅只瑜伽教室是文明中之一部分。若以為文明是一套哲學，此實年夜誤。近人如梁漱溟著有《工具文明及其哲學》一書，彼似乎只依據哲學不雅點來會商文明，亦嫌缺乏。”如許的評價，看似有抬高成分，但也包含側重視的立場。
新舊時期瓜代之際，錢穆南下，熊十力、梁漱溟則北上，遭到新當局的冷遇。
熊十力先在北京棲身，1954年移居上海直到病逝。在此時代，完成了《原儒》《體用論》《乾坤衍》等主要著作。在其身后，《熊十力選集》出書，很多專著也不竭出書，影響普遍而深遠。
1949年八玄月間，熊十力給唐君毅、徐復不雅等人的函件中提到“錢師長教師”“賓兄”，有的函件還有“轉錢師長教師”等文字。例如，1949年9月16日給徐復不雅的信中，熊十力寫道：“賓兄、君毅等數人來一次而外，并少人來。你想本日何時，誰到四五十里之鄉而視吾乎？”這里的“賓兄”，就是指錢穆，由於錢穆字賓四。1949年9月19日的一封長信，重要就是寫給唐君毅、錢穆的，起筆就是“君毅與四兄同看”。這里的“四兄”，顯然就是“賓四兄”的簡稱。信末文字為：“四兄學問自有特長。不談佛法不為有損，多談佛法不用有增。此在空門中，為極高無上之回宿處，很不易說，不成隨意聊下惹起眾人誤解。古人一切無正知見，生心害事，甚愿四兄于此一事，降心加察。此乃隨觸談及，非居心與你起諍也！ 我和你究是多年心契，故無妨聊下。”這可以視為熊十力對錢穆學問以及本身與錢穆來往的全體性評價。
梁漱溟則一向假寓北京，固然禁受過一些患難，但初心不改，依然時辰追蹤關心中國題目和人類題目，撰寫出《人心與人生》《儒佛異同論》《西方學術概不雅》等著作。在其身后，《梁漱溟選集》出書，各類專著也是一版重版，深受讀者喜愛。
通讀《梁漱溟選集》，里面有兩次提到錢穆。
一次是在1949年出書的《中國文明要義》一書中，梁漱溟提煉中國文明的第十三特征時，稱：“今年汗青學傳授錢穆師長教師曾有一論文，稱中國文明為‘孝的文明’。（三十年十一月重慶《至公報》禮拜論文。）近則哲學傳授謝幼偉師長教師，又有《孝與中國文明》一書出書。”
另一次是在1976年回應版主友人胡應漢的信中，梁漱溟稱：“弟批駁錢氏著作，我看甚好。”這里的“錢氏著作”，就是指錢穆所寫的《論語新解》。至于胡應漢畢竟是如何批駁錢穆著作的，筆者未能查知。所以也無法得知梁漱溟對《論語新解》的見解。但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確認，梁漱溟瀏覽過錢穆的《論語新解》，不然不會如許答復。
以上這些，就是錢穆與熊十力、梁漱溟的所有的來往。固然他們沒有一起配合過，但他們都在各自的軌道上做出出色的成績。他們留下的思惟和著作都是極具性命力的，直到此刻仍能供給給我們不竭的常識能量、深奧而活躍的聰明能量以及處理實際題目與久遠題目的主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