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人文極盛，“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說廣為傳播。此中潘岳與陸機總被文學史放在一路，故有“潘陸”并稱。二人文風異趣，評家稱“潘江陸海”，交流不為無由。恰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言：“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在文學的世界，陸機與潘岳之名往往形影不離，詩文也常相提并論；實際汗青中，二人的關系卻非常奧妙，如有“爭鋒”之意，近乎“王不見王”。裴啟《語林》記錄：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往。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回聲答曰：“眾鳥集，鳳皇翔。”（晁載之《續談助》引）
陸機來自吳國，潘岳出生滎陽，彼時南人、北人之間，此種針鋒絕對的故事本就頻仍演出。陸機多次在此類故事中，作為南人代表，抗衡北人，其弟陸云與出生潁川富家的荀隱，也曾在文壇牛耳張華的宴會上，碰撞出“云間陸士龍”與“日下荀叫鶴”的機鋒（《世說新語·排調》）。潘岳來，陸機走，當然可視為南、北爭衡的表示，也可看成二人實際關系的折射。
“王”或允許以選擇“不見王”，但潘、陸同在洛陽，用命朝堂，總有無法回避彼此的時辰。明里暗里，二人至多有過四次“比武”。
身為西北士人的代表，陸機進洛后，“權過人主”的賈謐一度向他伸出橄欖枝。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陸機“進為尚書郎”之際，賈謐曾“贈詩一篇”，其詩恰是潘岳代作，即蕭統《文選》所收《為賈謐作贈陸機》；陸機則作《答賈長淵》相報，亦被《文選》收錄。潘岳為代筆妙手，聽說那時的清談名家樂廣“善于清言而不長于手筆”，曾請潘岳代作讓表。欲作代筆，須先得其“意”，故樂廣自述己志，而潘岳“直取錯綜，便成名筆”（《世說新語·文學》）。以此推之，潘岳代賈謐作贈詩，要轉達的自是賈謐的心意，至于畢竟若何措辭，則由潘岳掌控。質言之，此次贈答明面上是賈謐與陸機相共享會議室互酬唱，倒也無妨看作潘、陸二人的詩語比武。
陸機曾為太子洗馬，賈謐亦在“東宮歷年”。正是以，潘岳代賈謐追想過往“纏綿東朝”，與陸機“情同友僚”，贈詩的目標顯然是為穩固關系。站在中朝的態度，孫吳政權不具符合法規性，故而潘岳直斥“南吳”乃“僭號稱王”，平吳克勝，則“偽孫銜璧”。這般觸目標字眼，作為陸遜之孫、陸抗之子的陸機，定然無法疏忽，但又不得不認可面前的既成現實。是以答詩決心繞開“僭”“偽”之說，先將魏、晉嬗替回結為“天厭霸德”，“天命”既已轉移到晉，所以“陳留（曹奐）回蕃，我皇（司馬炎）登禪”，蜀漢與孫吳也隨之來回，即“庸、岷稽顙，三江改獻”是也。眾人盡知，司馬昭滅蜀在前、司馬炎即位在后，也就是說，應是“庸岷稽顙”在前、“我皇登禪”在后。陸機有興趣紊亂時光次序，必定水平淡化了“三江改獻”的辱沒。
潘岳代賈謐所作贈詩，將陸機比為來自“海阪”“南岡”的“長離”（靈鳥）“朱鸞”，清楚仍是在成分上作文章。此后，潘岳雖用年夜段翰墨稱美陸機“播名上京”后的官吏經過的事況，但值得玩味的是，此番承認實在帶有奧妙的限制，即詩中“在南稱甘，度北則橙”一語。這句古諺世所共知，原意是說南邊的“橘”移植到南方會釀成“枳”。站在陸機的角度，即便潘岳終極以“崇子鋒穎，不頹不崩”這等贊語，開釋了友善電子訊號，但陳舊的諺語仿佛提示他：北人對南人一直無法放下藐視之心。鑒于此，陸機答詩才會說：“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從地區、物產角度正面還擊。他自視應為“萬邦作詠”的“南金”，而非如對方所稱“甘”“橙”之類“曾不踰境”的物什。陸機并未起因“南”進“北”而自失落身價，反倒在“度北”之后，“南金”的重量甚至會激發南方文壇的“三張減價”。（這組贈答詩，朱曉海師長教師已有相當高深的闡述，見氏撰《潘岳論》，載《燕京學報》新十五期，第156-157頁。）
元康六年，潘岳出任著作郎，至八年（298年），因妻喪去職。也就在此年，陸機出補著作郎，宿命般地接替了潘岳的職位。這剛好與“安仁來，陸便起往”的逸聞相照應，分歧的是潘岳走、陸機便來。潘岳為亡妻作的《哀永逝文》應撰于此時；接任著作郎的陸機，得以進進秘閣，讀到曹操《遺令》，于是寫下《吊魏武帝文》。這一年的潘、陸，只是擦身而過，不曾正面臨壘，卻近乎同時寫出關于“逝世亡”的動聽篇章，可以說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比武”。
“逝世亡”是潘岳最善於的文學主題。《文選》“賦”“詩”二類均有“哀傷”之目，潘岳的手筆赫然在列；此外，與“逝世亡”相干的《選》“文”之中，潘文居“哀”“誄”之最。就在充滿著“吊祭悲痛”（蕭統《文選序》）的利用文類中，安仁的《哀永逝文》與士衡的《吊魏武帝文》一并取得昭明太子青睞。
潘、陸二文異趣，從哀、吊對象即可察知：《哀永逝文》寫新喪之妻，《吊魏武帝文》則因早作灰塵的曹操而作。傷至親非常平凡，吊前人稍顯可貴，是以陸機在序中特地假定有客提問：
臨喪殯而后悲，睹陳根而盡哭。今乃悲傷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凡是而言，“喪殯”之時才會教人“悲”“哭”。感知逝世亡需求在場，書寫逝世亡亦當如之。在《哀永逝文》中，作者簡直再現了從出殯到下葬的全經過歷程，正因在場，感情才足夠逼真。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就已薨逝，處于“百年之際”“無情之地”的后人，本不該哀傷。陸機之所以“傷懷”，緣由在于：即便像魏武帝如許有“回天倒日之力”“濟世夷難之智”，“格乎高低”“光于四表”的年夜人物，終極也不外“躲于戔戔之木”“翳乎蕞爾之土”，難逃一逝世。
年夜人物不單會逝世，且逝世前的情狀也難免為難。陸機讀到的魏武《遺令》，除卻“經國之略”“隆家之訓”，還有“愛子托人”“分噴鼻賣履”之類零碎家務，而曹操盼望將本身的衣裘“別為一躲”，逝世后竟遭瓜分。眾人眼中的年夜人物，到頭來竟這般“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留戀紅塵，無法忘情。
較之魏武帝，潘岳的老婆只是一個大人物，小到唯有經由過程潘氏留下的詩文，才幹窺見其身影與芳名（《聚散詩》）。在她身后，“悲”“號”“哀”“哭”不只貫串于喪葬經過歷程中，也在潘岳的文學世界永恒回響。假如說陸機要切磋的是逝世亡之“理”，即人終有一逝世，年夜人物亦莫能外；那么潘岳要抒寫的無疑是逝世亡之“情”，哪怕是大人物的逝世，也會令至親長懷哀思。大人物有其“年夜”，年夜人物有其“小”，這或可成為“機、岳之文永異”，二者卻又齊名的盡佳佐證。
文學之外，陸機、潘岳在史學上也有交手。那時朝廷欲修國史，就《晉書》該若何限斷，即本朝的“汗青出發點”題目兩次睜開會商。開初，荀勖、王瓉分辨提出“正始”和“嘉平”兩種起年方法；晉惠帝時，此一話題再引熱議，賈謐又提出“泰始為斷”之說（《晉書·賈謐傳》）。唐修《晉書·潘岳傳》直抒己見地說：“（賈）謐《晉書》斷限，亦岳之辭也”，意即所謂“泰始”起年說為潘岳出謀獻策。
當時，陸機也介入了《晉書》限斷的會商。王隱《晉書》即見此事，《初學記》也保存片言，其文曰：
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成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成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另據干寶《晉紀》載：“賈謐請束皙為著作佐郎，難陸機《晉書》限斷。”陸機對《晉書》限斷的所有的看法，現今已無法獲知，不外既然賈謐派出那時的有名學者束皙與之辯難，便可知他與臺前的束皙、幕后的潘岳見解相左。依照陸機所說，身為西晉“三祖”的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尚未篡位，“實終為臣”，史家理應為其作“傳”；而以后世追尊的角度論之，他們已然同等帝王，其傳又可稱“紀”。“紀”“傳”名、實的兩難，既凸顯了“三祖”成分的暗昧，也折射出《晉書》限斷的為難。正始元年（240年），司舞蹈教室馬懿動員“高平陵之變”，成為獨一的輔政年夜臣，隨后改元“嘉平”，標志著司馬氏已獨攬年夜權。所以無論起年自“正始”仍是“嘉平”，都恰似事後將還是臣子的帝王野心昭告全國；“泰始”起年，則從司馬炎正式即位算起，才不至于扯下汗青的遮羞布。潘岳與陸機，一個依靠典午，一個出生“勝國”，自然的態度使二人最基礎殊途。
潘岳身為賈氏翅膀，唐修《晉書》本傳枚舉其人數條“罪行”，最嚴重的一條指控當屬：“構愍懷（司馬遹）之文，岳之辭也。”元康九年（299年），賈后design廢止太子司馬遹，先詐稱惠帝身材抱恙，呼太子進朝，而后將其灌醉，共享空間誘使他繕寫詛咒帝后的禱神文。這份構陷文書即由潘岳起草，其辭云：“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進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晉書·愍懷太子傳》）措辭不單與潘岳小我文風年夜相徑庭，也殊非正常狀況下司馬遹能夠的表達，荒謬紊亂，卻是頗合醉酒的神態，足見代筆之妥當。
永康元年（300年），賈氏一黨被誅，潘岳、石崇等人也“白首同所回”（潘岳《金谷集作詩》）。此前慘遭賈后迫害的司馬遹，得以恢復“太子”成分，取得“愍懷”的謚號。那時有兩位作手，代表官方為太子撰寫“誄頌”，此中一位即是陸機。在愍懷太子遭誣被害與逝世后復位的政治風云中，潘岳與陸機又一次教學宿命般地相銜：前者的手筆招致太子之“逝世”，太子之“逝世”竟又成為后者執筆的動因。陸機以誄文為愍懷洗冤，直斥賈后“若何晨牝，穢我朝聽”，此時已隨賈氏同進鬼錄的潘岳，借使倘使地下有知，會否再次執筆與之爭勝？究竟環球皆知，安仁“巧于敘悲”（《文心雕龍·誄碑》），最擅哀、誄。
史稱陸機有“豫誅賈謐”之功，不外幾年光景，卻在成都王司馬穎麾下不幸枉逝世。《南史》記錄謝靈運問謝晦“潘、陸與賈充好壞”，此番設問乍看怪僻。假如說賈充代表著權利，潘與陸只是權利操控的兩支筆，筆與筆之間才辨別孰優孰劣。不外“趨利”的安仁也好，“邀競”的士衡也罷，二人多次“比武”的背后，總有一只權利的年夜手。
此前，吳國西陵守將步闡降服佩服晉朝，陸機之父陸抗收兵伐罪，晉朝與陸氏對陣的將領為楊肇，亦即潘岳岳父。這場戰爭的勝敗，對陸、楊、潘三族的將來影響極重繁重。牽動陸機、潘岳命運的齒輪，或許在西陵交兵之際就已開端動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