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準備增訂《施蟄存師長教師紀年事錄》（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9月版）的2018年秋間，突然接到杭州師范年夜學人文學院院長洪治綱傳授來郵邀約，命我撰著《施蟄存年譜》，真是喜出看外。實在我早有志于撰述施氏年譜，究竟“紀年事錄”與年譜是不盡雷同的兩種文本情勢，編輯請求與目標顯然迥別，而學術規范和方式倒是年夜同小異的。
年譜以及所謂“紀年事錄”都為傳統的史學文體，就是以爬梳文獻、提醒史料來弄清并復原汗青人物的原來臉孔，凡是以紀年體記錄人物生平業績，根據譜主或傳主的有關文章著作、文獻材料等所載記載，加以嚴謹訂正，評判有據；尤其鑒別真偽，公道取舍，進而按時編次，“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杜預《文選卷四十五·年齡左氏傳序》）。
絕對而言，從承襲文史學傳統性來論，“紀年事錄”這類體裁的編撰方式，與年譜心心相印，著意撰述之周詳周密，力圖“探賾索個人空間隱、鉤深致遠”（《周易·系辭上》）的方法，論述多以引文為載體，旨在構建史完成場感、強化業績瀏覽感；更主要的是可對傳主生平運動細加考索辨析，是賦有考據特征的研討性列傳文本。從這方面來論，蔣天樞編撰《陳寅恪師長教師紀年事輯》可謂典范之作，老師長教師恂恂謙厚地在“題識”里寫道：“所知細緻缺略，不敢名曰年譜，故題‘紀年事輯’。”這般學術風范，不只使我愛崇，並且指明這類體裁附屬于年譜，也可以說是年譜類的分支文體。
而從傳統年譜的編製、規范、考索方面來論，則請求更規整、更精練，“故撰錄業績，詮次法程，鉤元撮要，庶有取爾”（章炳麟《正學報緣起·例言》）。行文往往述而不作、敘而不議，句型句式更為簡明精準，提綱挈領，言簡意賅。對譜主行誼應有絕對的明白性和確定性，純屬歌功頌德式的文本。
歷來撰述年譜的學術傳統，很是器重“精審”工夫，“用繡花針的精密工夫來搜求考據他們的現實，用大馬金刀的弘遠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汗青上的位置”（胡適《南通張季直師長教師列傳序》）——則是我所期盼的著作境界，于我又是一項學術挑釁。所以，我認定對本身請求有較完美的研討基本練習，方能完成這項撰著施氏年譜的義務。
一
早在1998年頭春，承三聯書店吳彬女史高誼，推舉我參加林祥主編“世紀白叟的話”叢書，由此拙著《世紀白叟的話·施蟄存卷》（遼寧教導出書社，2001年11月版）問世。書內“小傳”“訪談實錄”，都努力專心撰寫，且留意體系性論述。按叢書編製，請求有個千余字的“年夜事年表”，可我一發而不成收，卻撰寫三萬字的《施蟄存師長教師年譜初編》（訖2001年5月），附于書尾。
那時撰述頗有開荒體驗，悠然顯現面前。持久以來，有關施師長教師的材料複雜零碎，記載有同有異，個體說法互為牴牾的也有。為此，費時三年，業余時光年夜半都在藏書樓渡過，從找尋素材進手，點滴累積；而對于詳細題目，良多是在施師長教師的輔助之下，一一探討梳理而獲知，如生辰，名、字、學名，中學結業時光，任教多所黌舍的薪水情形，還有多種未脫稿、未刊稿和遺掉稿落款，以及抗克服利后曾編《年夜晚報》副刊之經過的事況，不成勝數。那時囿于“叢書”的編製和篇幅，未能詳盡，可作為研討性文本，印行整整二十余年來，在寫作方式、經過歷程和搜輯史實的扎實層面上，權且有些自得。
接著撰著《世紀白叟的話·賈植芳卷》（遼寧教導出書社，2003年4月版），亦寫作《賈植芳師長教師年譜初編》附于書末。對我來說，不只是迎難而上的課題，尚能促使本身更好地把握研討方式，取得晉陞專門研究的學術覺醒與識見。
然后，又費了十二年的功夫，奮力得125萬字，撰成《施蟄存師長教師紀年事錄》，至此所耗時都十六年。最後的撰述構想，即以紀年編製為“經”，以紀實文體為“緯”，考索細節，把實用的零星資料組織串連起來，組成其終生行誼。并于這部研討性紀實文本，重視引文的表述情勢，保持“事錄有據，錄有所源”，在撰述上做到聽聞的就是聽來的，見諸于材料的就是抄來的；假設有板有眼、添枝接葉地像本身親聞、親見和親歷似的，難道穿窬。
這時代，藏書樓查閱顯然是重中之重，幾多有點“唸書破萬卷”的理想，以務實踐唸書得間、博洽多聞的志愿，目的是要把施師長教師的著譯以及所刊文章，其版次、期號、篇目、簽名，爭奪查詢拜訪明白，雖說是撰述于《紀年事錄》，可我的撰述經過歷程好似在編一份施師長教師的選集篇目，其殆庶簡直。
那時，從施師長教師的誕生地杭州起，姑蘇、松江、慈溪、長沙、貴州、云南、噴鼻港、福建、南京、北京，凡他顛末之處，均為我尋訪蹤跡必到之站，并寫作《遺留佳話——施蟄存游蹤》（文匯出書社，2007年版），接踵出書拙編《北山談藝錄》（文匯出書社，1999年版）、《云間語小錄》（文匯出書社，2000年版）、《北山談藝錄續編》（文匯出書社，2001年版）、《唐碑百選》（上海教導出書社，2001年版）、《施蟄存日誌·閑寂日誌、昭蘇日誌》（文匯出書社，2002年版）、《施蟄存序跋》（西北年夜學出書社，2003年版）、《雨的味道》（江蘇文藝出書社，2011年版），別有《從北山樓到潛學齋》（上海書店出書社，2014年版）。這些階段性結果，好像結構年夜廈那樣添磚加瓦，都為我撰著《紀年事錄》打下牢固地基。
在《紀年事錄》印行后，仍不懶不餒，興味尚盎然，按王國維教誨“故精深幽眇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煩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鉅細，無瑜伽場地遠近，茍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實在，極端會回”（《國粹叢刊》序），在力求全方位連續瀏覽文獻的基本上，積日積時地彙集，擁有了十來袋卡片和復印素材。同時選編《北山譯雨》《文飯百衲》《施蟄存詩卷》（二卷），還編定《施蟄存集古文錄》（十二卷）擬目，皆因延宕而錯掉良機，但編輯經過歷程亦為扎實基本；好在拙著《北山樓金石遺址》（三卷本，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得以印行，更使我預備增訂《紀年事錄》的信念倍增，亦是我撰述這部年譜之“糧草先行”。
二
我當然加倍愛護治綱傳授供給的這般可貴的治學機緣，下了決計，謹嚴從事，心愿不克不及制造偽劣品。于是，重溫顧起潛白叟對于年譜闡述的教導，以及羅爾綱老師長教師治史考據方式的啟發，制訂了撰述流程與途徑，將2012年以后所得的十來袋素材，細加收拾出實用的電子文檔材料，擇取主要并精準利用，先行增訂《紀年事錄》，待有了一個初稿輪廓，再在此架構上梳理譜主行跡，參照傳統年譜的范式從事寫作，在研討性的深化層面，努力于嚴厲的清楚的文本改變、論述調劑和妥當撰作。
遂即傾力收拾這十來袋素材，一鼓作氣編錄半年，深感量年夜沉重，斟酌再三，這確是一條學術練習之正途，治學比如賽馬拉松，講求耐力，發揚細致冷靜的學風，像沈從文師長教師的“歡樂打硬仗，不求什么僥幸速成，不怕泥沙聚會場地雜下，總以為這個任務，就必須保持下往”。其間治綱傳授常來郵件激勵，終于收獲可用于補充的30余萬字材料，年夜年夜充分了撰著這部《年譜》的後期預備。
這批資料，年夜都已進進公共範疇，基礎上是棲息在藏書樓、數據庫，或散落于商店網站、拍賣圖錄，也有比來新出、新見的資料；即使孔孟老漢子尚未見過，抑或四書五經亦掉收，可實為研討公器，更無“先見是王、后見為賊”之分，在我只是做了搜輯、回納、收拾和應用的任務。除了昔時施師長教師以及師友們供給的材料外，另有散見于商店資料，開初出面或含混，或隱藏，也有僅見信封郵戳，過數年后流轉方露本相，皆為我撰述的增益良機。
究竟聞見無限，在固守“不知為不知”之訓的同時，也清楚貪多責備并不成取，撿到籃里未必是菜，諸如訛字筆誤、有掉公允之詞、“記憶并不成靠”等疑問；而搜采信札、日誌以及未刊私稿、手抄稿更需辨證，因其體裁絕對客觀情感顏色濃重，時有產生離現實相往甚遠的情況，盲從極為恐怖；還要警戒充滿“賣點”的初級俗氣小報書刊之闢謠，假如長短不分，為著獵奇而搜求隱私，或輕信這些欺侮性訛傳而抄引進譜，勢必跌落耳食之言的泥沼，誤導讀者，進一個步驟譭謗譜主。何況從人類祖先抓起樹葉遮羞之時，隱私就已為人們的天然權力。編輯年譜豈能道聽途說，一份證聽說一份話，亦可實用“疑罪從無”準繩。這就需求去粗取精般的辨偽考證，努力于擷取精髓的剪裁工夫。
顧起潛白叟教言“竊謂年譜之作，難于材料之彙集”，“均必點滴積聚而成，非一蹴即就之業。勤采博訪，偶遇一事，大喜過望，亟以進譜，深恐一縱即逝。在同好者見之，自能稱賞；在不事考據者見之，往往認為繁瑣，此乃見仁見智之異也”（《文衡山師長教師年譜序》）。我為這部《年譜》搜輯的資料，除了施師長教師的日誌、手札和作品之外，還普遍于文學史、教導史、學術史、處所史、出書史、抗戰史等聯繫關係，以及很多與施師長教師交游者的函件、筆記，甚至列傳、年譜、選集等，包含與魯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郁達夫、朱自清、沈從文諸位的往還文字，凡視力所瑜伽教室及，有的放矢地摘錄要點，如關于“《莊子》《文選》”“獻策”“第三種人”“《古代》和《文學》”等史實，也就一目了然。
既然勤于搜求，手頭已有積聚的資料，但是寫作經過歷程在于感性的學術判定，激活已進囊中的材料，更好地掌握譜主業績與紀年之間的關系與正確度，采用綜合互證的研討方式，從佈景微觀至個別微不雅，努力根據汗青文獻與時代語境，無機地將引文融進于紀年論述之中，使這位常識人近百年的生涯與文學軌跡，能置于20世紀汗青文明的年夜框架中來展示，試圖以“發未發之覆，道未盡之言”的理念，表現自我思慮、熟悉、看法以及決心探討史實的學術價值取向。
三
從《施蟄存師長教師年譜初編》到《施蟄存年譜》，在這二十余年間，恰是藏書樓校閱閱兵方法的轉型期，由繕寫、復印、相機翻拍、手機拍攝到隨便下載；由查檢目次卡片、一頁頁翻閱原刊、一盒盒不雅覽縮微菲林到電子屏檢索，直至拜訪數據庫。一路走來，體悟便捷，衷心盼望各類數據庫發財，加倍公益性地開放；但無論若何，數據庫僅僅是辦事學術的東西，而在研討東西的品質上千萬不成因速成而退步。
謝泳傳授持久追蹤關心收集時期的治學，多有坦白不雅點：“輯佚任務的收獲良多，中國古代文學尤甚，但我們都了解，此中的很多任務是經由過程機械來的。”“機械剎時能找到的史料，嚴厲說就不是史料，是現成常識，現成常識只能是處理新題目的幫助史料。”（《新時期的文史研討》）是以在檢索和寫作時，應有最少的學術尋求和目的，不克不及知足于為“輯佚”而“爭功”，況且凡進進公共範疇的資料都具有共享屬性，無“佚”可輯，年夜可不用“搶跑道”。
這些年來，大師都留意到“現在檢索這么便利，研討者斷章取義，胡亂施展，是常有的事”（陳平原《為何故及若何編“選集”》），遑論有待于不竭完美的階段性著作，亦有掉實掉誤之處，更有輕率編印的偽本。借使倘使缺少判定，好壞不辨，自覺援用，極易感染“偷梁換柱”之疾。章太炎苦口婆心地說：“本日著書易于往哲，誠以證據已備，不煩檢尋爾。但是取錄實證，亦駁詰事；非有心得，則亦陳陳相因。不學者或眩其浩博，識者視之，皆後人之唾馀也。”（《再與人論國粹書》）謝泳傳授也說得通透：“有些學者，總能長篇年夜論，但仔細的讀者會發明，那些長篇年夜論和高頭講章，老是要在他人已見史料或許原創成果上的延長。”（《新時期的文史研討》）果如是乎？“演義筆法”泛濫，因襲徒標字數，則獺祭饾饤，滋長了泡沫化的周遭的狀況。
葛兆光傳授指出“對于別人的論著只選擇看與本身所需求的部門，甚至把別人的論著看成‘材料轉運站’，從里面轉手抄撮一些文獻”，“完整掉臂高低文語境，很少領會別人的研討思緒、材料取舍、剖析態度”（《從學術書評到研討綜述》）；又談及“良多人不依照規則、堂堂正正來唸書引書，而是拍拍腦殼，似乎都是本身的新發明，甚至把他人說的話題做的課題拿過去，包裝包裝，改革改革，就算本身的了”（《在舊傳統和新時期之間》）。有次在藏書樓閱覽室與我所敬佩的“冷板凳”長者扳話，不知怎的居然說起“文抄公”“文剪公”“文竊公”“文盜公”，白叟家忿然說：“一邊捧著我的書在竊思緒、剽資料、偷字句，一邊卻虛張氣勢、不懂裝懂，若何為人師表？”在我熟悉，多有軫慨，以當儆戒也。雖說“誰沒豐年輕過”，可在繼續成長先輩學者的學術結果方面，應當感性地體味分歧研討周遭的狀況和前提的差別，進修先輩學者們那種披荊棘、堅定不移地摸索未知範疇的精力，連巨大的牛頓也著名言“假如說我看得比他人更遠，那是由於我站在偉人的肩膀上”。可見，不竭倡導嚴厲的學術倫理、樸素安康的研討風尚，顯得多么主要。
有位學刊編纂在談及刊物資量下滑時說，當治學基本和學術素養顯明缺乏時，在深謀遠慮念頭的差遣下，數據庫也會產生反作用，有時面臨垂手可得的檢索成果，年夜驚小怪，看文生義地生搬硬套。他戲言，最後是“輯佚年夜兵”壓境學術報刊，近年“找碴雄師”伏擊學術陣地，罔顧曩昔式的階段性結果，抓來當活靶子瞄射，“更有一批人，完整不按學術基本和規定，以一知充百知，拿縮小鏡在他人身上找碴兒，只需找到一個碴兒，就證實我比你高超”（葛兆光《在舊傳統和新時期之間》）。因此，時有違反知識，一知半解地鬧笑話。
看來面對的要害是，“蘿卜干飯”還要吃、“冷板凳”還得坐，應當以深刻研討的學問支持來檢索所需素材，重視應用新見史料停止摸索自我的極新的學術看法。我的領會是，要有大批瀏覽文獻的基本，只要唸書多，才幹見識廣，就會激起題目認識，發生想法研討的驅動力，思慮議題不時跳出，那就一個個地消化。如許研討與寫作便有晉陞的目的，就需求更充分的響應材料論證，再在數據庫的協助下彙集潛伏材料，掌握源與流、表與里、因與果的內涵聯繫關係性，經由過程全體與部分、景象與實質的剖析，出力買通新見資料在基本層面與深度研討之利用，停止客不雅的學術史評價，以廣大視角往解讀、剖析、判定，感悟具有探討價值的論題，表現自我的鉆研賦能。
當這部年譜寫定成稿時，另有意猶未盡之感，憶及1998年暑間探望施師長教師，他昂首就遞來手上的書，說“胡從經送來的舊書，你了解一下狀況后面的跋”。何也？ 讀了立即想到師長教師早已有的誨教和幾回再三提示，而顛末這些年體驗，則更是明白清楚了。清朝學者郎梅溪謂：“若未幾唸書、多貫串而遽言性格，則開后學嘻皮笑臉、信口成章之惡習矣。”既然為學豈能這般，我的這部年譜其實向往逛逛治學的“漁人之路”，等待像張文江傳授所說明的那樣“行行復行行，包括著漁人一路的精進”，“‘忘路之遠近’極要”，而“山口‘初極狹才通人’，恰是進進桃花源前的艱巨地步，所謂‘拂曉前的暗中’，保持走完最后的數十步，終于‘名頓開’而達到目標地——‘桃花源’”（《漁人之路和問津者之路——〈桃花源記〉說明》）。有關這部年譜的緣起，很值得留念，先于此略敘大要，竭誠致敬施蟄存師長教師生日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