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指文學作品的文體與體貌，包含形下的體系體例形狀、說話特征、表示方法，形上的作風面孔、精力內在等方面。中國文學由詩、賦、文、詞、戲曲、小說等諸多體裁構成，每種年夜類體裁下還可按分歧尺度細分出各式小體裁，如詩歌按格律可分為古、近體詩，按字數可分為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雜言詩等。各類體裁的汗青成長、形狀演化、位置起落以及彼此融會，組舞蹈場地成了中國文學的演進線索之一。王國維“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便是從體裁角度對中國文學史的歸納綜合。體裁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駁的基本，任何文學寫作都離不開對體系體例的掌握，文學批駁也凡是以體裁為綱目、基準或條件而睜開。文章學異樣與體裁學密不成分。
中國現代的“文章”寄義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在分歧時期或同時期的分歧利用語境中，其內在都有所變更，不盡雷同。年夜體言之，晚期的“文章”可泛指載于典冊的一切文字、著作，漢代逐步發生廣義內在，指自力成篇的文辭、辭章。南朝鼓起“文筆之分”，“文”進一個步驟減少為專指“有韻者”，重要即詩賦駢文。唐代以后，在“詩文之分”的不雅念下，“文”轉為指與有韻之詩絕對的散文，跟著古文改革的深刻停止，宋代的“文章”寄義愈發偏向以古文為主，但同時也包括駢文，且不排擠詩賦韻文。明清近代的“文章”概念簡直兼綜前代，甚至包含詞、曲。無論任何寄義下的文章學，一直樹立在體裁學的基本上。
文章學專論、著作多分體論說，文章總集、別集也多以體裁為綱停止匯選、編次。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等晚期文學批駁專論辨析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文學文體的作風特征，并會商體裁創作與作家秉性的關系等話題。晉代摯虞《文章流別》按體節錄，蕭統《文選》更是體裁分類的典范。劉勰《文心雕龍》以體裁論作為重要構成部門，所論觸及文章學各層面題目，標志著文章學與體裁學的成立。唐宋以來，總集與別集呈現紀年、分門、分類、分人等多樣編輯方法，但以體次第仍然是主流。一些總集在以體次第的基本上，進一個步驟成長出多種層級的分類方法，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將各式體會議室出租裁回總為“辭命”“群情”“敘事”“詩賦”四類，清代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采用門、類、體三級分類法，將歷代體裁劃分為十一類，再統攝為“著作門”“告語門”“記錄門”三門。同時呈現各類專體全集、論著，如闡述、節錄四六文的《四六談麈》《四六文鈔》，編選古文的《古文要害》《古文辭類纂》，專選奏議體裁的《宋名臣奏議》《歷代名臣奏議》，針對碑志體裁的《金石錄》《金石例》等。
文章學中的良多思惟、命題都根植于體裁不雅念。在體用論上，中國現代基礎文學不雅念“文以載道”便是針對體裁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從體裁進手改革文風、提倡“明道說”，以古文代替或改革駢文。在源流論上，“文本于經”的宗經思惟是貫串歷代文章學的基礎理念之一，其內在很年夜水平上是指“體裁本于經”，以六經作為后世抒懷、群情、敘事等體裁的體系體例與思惟泉源。創作論方面，“文章以體系體例為先”的尊體不雅念是文學寫作的主要主意，而“破體”則是文學立異的主要手腕。韓愈“以文為詩”、蘇軾“以詩為詞”、歐陽修“以文為賦”，唐詩中的“以古進律”，宋文瑜伽教室中的“以古文為時文”“以體裁為對屬”“以論為記”等景象或主意，均是經由過程分歧體裁之間的互鑒而別開新路。尊體與破體的實際根據，往往來自批駁論中的“辨體”思惟。李清照《詞論》、元代祝堯《古賦辯體》經由過程辨析詞、賦差別于詩、文的“本質”特征確立其體裁自力性。“正變說”“通變不雅”亦與辨析體裁作風的“正宗”“本質”相干。“唐文三變說”、陳衍“三元說”是基于分歧時段內體裁的作風變更所提出的論題，“南北文學分歧論”則提醒了分歧地輿周遭的狀況、風氣文明下文學創作的體貌差別。文學史上有名的李杜之爭、唐宋詩之爭、秦華文與唐宋文之爭、駢散之爭、白話口語之爭，均是繚繞體裁的價值次第或作風好壞所睜開的論爭及實際摸索。
體裁學與文章學具有諸多相通之處，但也存在差異。從學科的邏輯出發點動身，體裁學的產生源自辨體認識，而文章學則發生于篇翰認識。盡治理論自發意義上的辨體與篇翰不雅念要到魏晉南北朝才構成，但相干認識早在商周時代已萌芽。佔有關學者研討，晚期禮法典禮與職官軌制等人類運動、行動傍邊包含了祭奠、盟誓、政令、規諫等體裁應用，這些體裁良多是行動、辭命性質的，并未構成篇章，但從甲骨刻辭、《左傳》等文獻記錄的文辭稱引中，如“祝曰”“諫曰”“戒之曰”“對曰”“教學場地禱曰”等，已顯示出體裁分類、分辨體裁性質的辨體認識。篇翰認識的產生異樣很早，甲骨卜辭中的界限區分等刻寫方法便是最原始的對辭意單元的辨識，青銅器銘文、戰國翰札的構造格局已具有必定的篇章性質，年齡時代《詩》《書》等文獻編集收拾任務表現出更為了了的篇翰認識。
辨體與篇翰的分歧邏輯出發點，令體裁學與文章學雖有雷同的研討對象和很多重合的追蹤關心範疇，但各自的著重點和學科特徵仍有差別。絕對而言，體裁學加倍重視對文章文體體貌的辨析、體裁回類與分類、體裁源流的梳理等體系體例方面，而文章學更多剖析作品的謀篇立意、章法構造、遣詞造句、修辭技法、典故應用等文本層面。中國現代的良多實際作品都同時兼具體裁學與文章學的性質，但此中仍有一些在體裁學視域下更為主要、另一些則在文章學範疇更具標志意義。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緣起》，元代郝經《續后漢書·文章總敘》，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體裁明辨》、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黃佐《六藝流別》等，無論在編製仍是內在的事務方面，均表現出必定的歸納綜合化、簡明化、系統化或譜系化偏向。《文章緣起》采用簡明的簿錄編製著錄體裁及文章名；《文章辨體》《體裁明辨》《六藝流別》采用“序題”形式，在目次或每類體裁選文之前長篇大論地歸納綜合、梳理該體的體系體例特色、淵源流變；郝經將各式體裁回進《易》《書》《詩》《年齡》四部，構建起一個“文本于經”的體裁譜系；《六藝流別》進一個步驟采用“體裁樹狀圖”的闡釋形式，將歷代體裁系于《詩》《書》《禮》《樂》《年齡》《易》六經之下。后者如南宋陳骙《文則》、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范》、魏天應《論學準繩》、孫奕《履齋示兒編·文說》，元代陳繹曾《文說》《文筌》、倪士毅《作義要訣》等，年夜多發生于科舉取士佈景下，以領導舉子應試寫作為目標，重要著眼于作文技法的總結、提醒，具有激烈的適用性指向與精緻化特征。《文則》是中國現代第一部體系會商修辭學的著作，總結出“取喻”“助辭”“倒言”“是非句法”等多種寫作伎倆；《崇古文訣》《文說》《文筌》以“格法”評文，提煉文格、文法近百種；《論學準繩》《作義要訣》闡說制義程式中“破題”“接題”“講題”“原題”等寫法，成為明清陳腔濫調學之起源。
近代以會議室出租來，在東方體裁分類與文學不雅念的影響下，中國體裁學與文章學研討均與現代現實狀態產生必定錯位。在本國文學分類的影響以及口語文活動的佈景下，現代體裁被簡化為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四種，此中“散文”概指文章，而大批豐盛的文章文體被疏忽。現代的“文章”概念本就寄義廣泛、變更不居，古代文章學研討出于學科本體性的斟酌，商定俗成地將“文章”界定為消除詩詞曲及專書的廣義概念，又在“純文學”不雅念的影響下，偏向于將文章學內在窄化為修辭學。近年來，體裁學與文章學研討獲得長足成長，良多已經被疏忽的駢文、韻文、著作體裁以及在現代很主要的適用體裁、文章都獲得追蹤關心。體裁學與文章學都是中國外鄉自有的方式論，若何從“中國自立常識系統”的態度動身，在回回現代文學原始語境的同時兼具中西視野，將體裁學與文章學研討無機聯合，或為當今需求進一個步驟思慮的題目。
（作者：王芊，系中山年夜學中文系特聘副研討員）